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观念意识支持

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践行和遵守。经验表明,宪法实施需要依托一种以合法性、信仰、认同、良知为特征的观念意识相支持。当下我国缺乏有利于宪法实施的相应观念意识。而要构筑有助于当下我国宪法实施的观念意识,则离不开自觉增进以下法治认识和法律知识: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法治社会离不开公平优先的价值论法律观;客观理性认知法律的功能及其限度。另外,为保障宪法有效实施,在实践中还要自觉地做好法律的人民性与专业性之间的沟通与平衡。     

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变迁及反思

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仅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法制文明国家的保护,而且也为国际人权公约保护。我国在宪法历史上曾经规定了迁徙自由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重新规定迁徙自由权。同时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好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工作。     

论宪法保障民生的路径

宪法保障民生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支持人民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此理念指导下，要重点做好以下民生工作：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迁徙自由和居住权；保护穷人在城市的生存权和工作权。第二，支持国家有关城市化发展的措施，提升生活质量。如宪法支持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对土地和财产进行征收征用、政府立法管制小广告也为宪法所允许、宪法政策和权利支持国家机关采取措施保障人民享受宁静的生活环境。第三，要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根据宪法的民生宗旨要求配置和调整权力。具体说，应当将功能适当原则作为我国国家机构设置、权力配置和调整的重要原则；按照功能适当原则进行大部制改革并检验改革实效；按照功能适当原则坚持行政权的相对集中行使。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考辨

宪法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属于前宪法现象的范畴,而政治宪法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宪法,属于宪法现象的范畴;宪法政治表达了政治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政治,解决了一个重要的价值问题,而政治宪法则描述了宪法是什么样的宪法,属于一个地道的事实问题;政治宪法范畴侧重于制度的宪法,具有静态性,宪法政治范畴关注于运行的政治,具有动态性;政治宪法注重政治之于宪法的影响力,以权力为本位,而宪法政治立足于宪法之于政治的正当性,以权利为本位;宪法政治强调政治的运行以宪法为体,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政治宪法则表明宪法的设计以政治为用,宪法之于政治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宪法责任分析

宪法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分析宪法责任应从分析法律责任入手;宪法关系主体与违宪主体具有同一性,即凡是宪法关系主体都有可能违宪;但违宪主体并非都要承担宪法责任,即违宪主体和宪法责任主体不具有同一性,这是分析宪法责任的关键。宪法责任应该是主体在宪法关系(宪法法律关系)中,没有履行义务或不当履行义务而引起的,宪法义务是主体承担宪法责任的前提;宪法与其它部门法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宪法的的两重性决定了宪法责任的两重性,宪法责任是法律责任,但宪法责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当代中国法官的宪法意识实证分析

法官宪法意识除了包括应具备的宪法知识外,主要包括法官宪法理念、宪法职声意识和宪法思维三个方面.法官宪法意识对司法中贯彻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法官宪法意识具有什么样特点,有又哪些变化?调查数据和访谈情况表明当前我国法官宪法理念、宪法职责意识反映中国宪法制度的特征和时代变迁,但是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宪法意识不足.如何进一步培养宪法思维,加强法官宪法意识,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宪法规定既是现实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宪法理论研究课题.     

论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

宪法变迁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宪法修改。通过加强宪法解释等方式实现宪法变迁,避免频繁修改宪法,有利于良好宪政秩序的构建和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解释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此,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使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衔接,形成二元宪法解释体制,并为宪法变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     

宪法意识本论

宪法意识是人们对于宪法现象的认知、评价及意志等意识形式的总称。宪法意识的内容依宪法的精神可归结为权利保护意识、权力制约意识以及对宪法本身的认识。宪法意识依据历史稳定性及其所凝聚的个人创造性、自觉性不同 ,可以分为宪法传统、宪法理论及个人的宪法感受。依据宪法意识主体不同 ,宪法意识可分为个人宪法意识、群体宪法意识和社会宪法意识。依据意识的内容 ,宪法意识可以分为立宪意识、行宪意识和护宪意识     

《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

宪法解释是宪法适用的主要方式,经常性的宪法解释可以为宪法实施提供必要的基础与方法.而宪法解释程序则是宪法解释运行的时间与空间规则的集合,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有助于规范宪法解释行为与程序,有助于为启动宪法解释、完善我国宪法适用制度提供可能的条件.为此,有必要制定我国的<宪法解释程序法>,以此寻求宪法适用的契机.     

从历史的宪法到理想的宪法：基于文本、情势和解释三个维度

宪法的良好实施对于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至为关键。走向理想的宪法,首先需要尊重历史的宪法,坚守宪法文本的核心原则;又应把握当下的协商情势,使宪法与时俱进。宪法解释作为宪法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是促进国家与社会有效互动、实现宪法自我完善的重要机制。基于我国国情,建立双轨制宪法解释机制有助于巩固宪法秩序：在国家层面以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为中心,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在社会层面应鼓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宪法创设的商谈机制对宪法进行多元解释,这不仅有助于巩固宪法秩序,而且能使宪法成为共和国公民的交往语言。     

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人权意蕴

人权是宪政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应渗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之中,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确立的指导自身执政实践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行为准则.深入挖掘其中的人权意蕴,提出和阐发有说服力的人权新观点,有助于把国际上对中国治国新理念的认同转化为对中国人权观的认同,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它是独立战争的一个结果。它明确地将国会置于政府权力的中心，但在实践中三权的地位有一个演变过程。“三权分立”并不等于政府的廉洁；一种制度重复地产生同类现象，说明制度内部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土壤。“三权分主”的真实含义是保障法治，保持法律的至上地位，防止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过度膨胀，凌驾于法律之上。     

禀承宪政精神 慎重对待修宪

随着人们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宪政意识的迅速提高 ,修宪的呼声不断高涨。修宪要注意 :宪法不是意识形态宣言 ;不宜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应明确规定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 ;应调整现行宪法有关司法结构关系的制度安排 ;将居住、迁徙、选择职业和出入国境自由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 ;应增加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条款等。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中国共产党执政法制化路径选择

依法执政主要就是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执掌和行使执政权力,实现执政方式的法制化。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要形成依照宪法、法律和党规党法行使执政权的行为方式及其习惯,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健全党内民主制度,逐渐实现执政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有四方面的含义: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能力;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的能力;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的能力;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反对封建主义,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刘宋统治者出自寒门,“本无术学”,终其一代,其皇族子弟在文化上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特征。不过,一般说来,寒门人物获得统治地位后,随着与高门士族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或多或少地在文化上趋于“士族化”。就刘宋皇族而言,其最显达的一支为宋文帝一房,对士族文化的模仿、汲取的程度也最高。宋文帝及其子孙在经史学术、玄学谈论及文学、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皆有所涉猎,某些方面还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由于他们具有统治地位,其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从几次宪法变更看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

作为集中体现法治理念的宪法,在我国历经几次修改修正,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宪政理念的变化。以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宪法性文件《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为始,考察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几次宪法变更,可以从中厘出一条关于我国宪政理念的演进脉路;从不成熟的模仿到立足国情日臻成熟;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从以党代政,阶级本位到民主施政、经济本位。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