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

晚明思想家李贽因为思想史的背景、生活阅历,以及个人思想上的喜好,40岁之后便以求生死之道为人生之首务.他从求"真人不死"之道到寻"出离生死"之道,其生死观可谓亦儒亦道亦佛,又是非儒非道非佛的,只能定格为"李贽的生死智慧",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其意义在于为现代人树立起一个观念:思考死亡问题有着重大的价值.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李贽思想在周作人接受过程的近代演进

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过程是中国文学思想近世化演进中的一支重要脉络,"五四"则是这一演变脉络中的凸现环节,而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又是立于其峰颠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分析周作人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接纳、变异这一个案,探讨李贽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观来自西学与中国传统,而传统多于西学,传统中又以李贽的影响最为有力.李贽的人学观直接促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表现童心说,促成了周作人文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表现、且以表现之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周作人发现了李贽人学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用西方科学化、人本化融释李贽思想,使之在周作人这里进一步世界化、近世化了.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逸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事件文化视角下李贽与鲁迅思想的变异

依照事件哲学原理,"宇宙就是事件场",就是事件的绵延过程。解剖事件所以绵延的深层结构不失为研究文学与文化现象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中国文化发展史是由无数"异端""另类"的文人和思想家推助的过程史。他们之所以成为"异端"和"另类",是由其生活中的突发性重大事件导致的。在中国近世文学思想史上,李贽和鲁迅是具有反叛性与启蒙性的"狂人""异端"。鲁迅与李贽最具相近、相似处。然而,因鲁迅极少提及李贽,故少见深究二人关系者。本文从事件文化的视角探讨二人思想情趣的异同及其成因,发现两类重大悲情事件——"家难"与"兄弟反目为仇"——的巨大冲击力改变了他们心理、意志的原有结构,造成非理性、非常态式的异变。李贽的深思寡言、嗜友如命、究生死之学、游戏人生、异端思维、快意恩仇以及剔骨见髓之深刻,鲁迅的冷默寡语、淡薄人情、愤世情绪、执拗的怀疑精神、悲观主义、"窥病"视角、好战性格以及拷问灵魂的深刻等,都与上述两大悲情事件有着重要的联系。     

“身道”视野下的李贽和法家

李贽思想与法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回到中国古老的<周易>中的"身道"思想考察可见,虽然二者同为对"身道"的肯定,同为对身体"原罪"的颠覆,李贽却在坚持身体欲望合理意义的同时,大力提倡身体的"无欲之欲"的"情"之于生命的本源性.这使李贽的思想与法家的思想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使李贽的思想既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法家思想的复活,又以其向原儒的"情本主义"的回归,而与唯利取向的法家学说大相径庭.     

庄子、李贽"贵真"思想辨析

以“真”为贵是庄子和李贽思想的共同特征,但二者并非简单的源与流的关系。在哲学层面,庄子所贵之真是指万物的本相和人的自然本性;而李贽所贵之真主要指个体情性的真实无伪,二者之内涵有所不同。在文艺观上,庄子以真实天然为美,并以“淡”作为真与非真的标准;而李贽则强调作家情感的真实和表现的真率,对各种风格均予以肯定。同时,二者的贵真思想也都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     

李贽的经济伦理思想与经济治理策论

李贽基于"人必有私"的自然人性论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充分肯定人们满足物质欲望和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强调义由利生、利在义中,批判重农抑商,赞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鲜明地体现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时代特征和启蒙色彩。也因此,李贽主张重商富民,提倡听民自利、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至人之治",从而既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突破了传统的富民思想。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逃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试论李贽明德教育和学习的态度

李贽相信,不断广泛地、多种形式地学习是明德惟一正确的途径.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习者,教育和学习不能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异想天开、主观臆断等等.教育和学习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1],要采取戒骄戒躁、好学不厌的态度.具体说来,就是要采取"四勿"[2]的态度."四勿"的关键在于"知礼".知道何礼为非,何礼为是,是实现"四勿"的前提和保证,即必须懂得什么是"礼"与"非礼".如果以非礼为礼,以礼为非礼,遵行"四勿"就是南辕北辙.这实际上就是要先明礼和明德.那么李贽所认为的"礼"是什么样的呢?他认为"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因害怕引起歧义,他又进一步解释说:     

论王夫之的生死哲学

王夫之的生死哲学是其气本论思想的延伸。他认为,人的生死是气的形式的转换。死后的世界并非空无,而是肉体之气与心灵之神各归其类,死而不亡。就生命来说,气有屈伸,生的同时有死,死的同时又有生。气的聚散有循环往复,人的生死亦可以互换。就宇宙而言,是总量平衡、无所谓生死的;就个体生命而言,乃是有生有死与无生无死的辩证统一。宇宙通过气化,赋予人以道德自觉性。人能实践道德,便是实现天之所命,从而天人一体,超越生死,达到既勇于进取而又对生死、得丧、顺逆旷然无累的人生境界。     

论李贽“童心说”“私心说”与禅宗佛性论之异同

李贽在《续焚书·圣教小引》自述,他之所以接受佛教,乃是“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也就是说,佛学使他解决了生死性命之事这样重大的问题。李贽体认生命意识的最初动用即是缘于学佛。由于“友朋劝诲,翻阅贝经”这一契机,他才得以在“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从此以后,他便以这一“斑点”为出发点,对种种社会人生的真实相状进行了本原性的探索。概言之,他的探索工作主要体现在拨开一切覆盖于自我心性之上的缚碍累赘之后,对生命的原初意义进行重新认识。下面试作论析。在印度传统怫教中,…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李贽《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上的独特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李贽的思想及性格与魏晋风度一脉相承而又同中有异。李贽一生酷嗜《世说新语》,并曾做过评点,其晚年编撰的《初潭集》一书,又采录《世说新语》近800条,其中180余条有评点。然李贽却称《初潭集》为"儒书",无论体例还是思想旨趣,均与其他"世说体"小说不同,反映了晚年李贽虽然行止狂狷,本质上仍是一心系孔门的儒家士人。《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乃至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无疑值得重新审视。     

“化工”与情感直白——析李贽艺术创作观

以李贽的《化工》为中心,结合其《读肤律说》《琴赋》等文,探讨李贽的艺术创作观,可以发现,李贽借"化工"概念,不仅表达了可以追溯到庄子的"尚自然,反巧饰"的艺术精神,而且他将"造化无工"发展到了相当彻底的地步,不仅颠覆了载道育文的儒家教化美学,而且也突破了道家的幽妙空灵的美学理想——他提出的是以个性解放为内涵,以自由表现为形式的自然主义艺术观。     

李贽建立在平等思想上的私欲动力说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人欲被视为万恶之渊。然而人欲乃人天赋之自然 ,它既有消极的一面 ,亦有积极的一面 ,若尽灭人欲 ,社会将如何进步 ?李贽看到了这一点 ,并且对如何将个人之欲与集体、人类之欲结合起来 ,使私欲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上帝之死与价值回归--尼采上帝问题谱系

"上帝死了"是尼采向世人吹响的振聋发聩的进军号角,但长期以来并不为世人所理解,至今人们心头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隐痛.笔者试图通过对上帝生死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上帝死亡"所隐藏的深刻的社会内涵和对世人的警示功能,并力图梳理出一条脱离上帝羁绊的人类独立的生活之路.     

从存在的意义看生命的界限——从"克隆转忆人"之"永生不死"的话题说起

“克隆转忆人”将“永生不死”这个古老的话题赋予了新的意义。“永生不死”表征着人们的生命意识,也为人之所以为人刻画着界限,也是人所独有的“自我意识”。从“生死”之意义域中,似乎可以找到人类文化的某种遗传密码。对“永生不死”之传统意义的超越,就是人“自我意识”之界限的重新划定和意义模式的转型。“永生不死”之可能与否的逻辑与经验仍是理性的自我解释系统的“同一性”要求。“存在”的意义世界为“永生不死”问题的意义确定和意义衍生提供了一个涵括科学并超越科学的视角。     

李贽的叛逆性格与反传统思想

李贽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他代表着一种文化批判的思潮倾向。李贽的个性人格,表现为其是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儒家营垒走出的鲜明突出的叛逆性格。李贽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他的反传统思想,这主要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对迷信权威、迷信古人思想传统的批判,对以儒家为一家独尊正统学术思想的批判,对代表封建正统和道统思想的道学与道学先生的批判。李贽的反传统思想是战斗性与破坏性并存的。因而在当前世界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中,当中国文化面临新的现代化转型和新的选择时,应冷静地反思李贽的思想,对其文化批判精神既要继承发扬,又要有所分析     

相似人格的不同哲学内涵——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对立的根源

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鲜明对立,但对其豪杰人格却十分推崇。此矛盾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二人看似相同的人格理想,实有不同的哲学内涵:李梦阳之豪杰人格以传统儒学之伦理道德为基础;李贽之豪杰人格却以自然人性之“真”为基础。这恰是二人文学思想走向复古与性灵之对立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