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

文学人类学不只是研究文学的跨学科方法,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学理念.从19世纪的"世界文学"理念,到20～21世纪的文学人类学理念,表明文学观的一场重要变革,从西方第一世界贵族化的文学观到涵盖全球第四世界诸多原住民的文学观,变革的核心在于学术伦理的大转向:从殖民时代的霸权到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公正与平等.     

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分析模式的变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状况的归纳分析，阐明了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概念、学科体系及演变历史，并对其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及其最新发展态势作出了评价。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

民族志影片应用到人类学实践之初只是将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随影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才将其用作表达方式。现阶段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冲破了资料记录的束缚,表达人类学信息时不拘泥于影视体裁的限制,把表现人类学信息的故事片也纳入了民族志影片的创作范畴,以使人类学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文学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学涵义辨析

文学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学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文学的人类学主词是人类学,是一种借助于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来实现思想表述的人类学文本.而人类学的文学的主词却是文学,即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手段来写作文学文本,或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文学文本.它们之间是有着明显分别的,但如果不加仔细辨析,也很不容易区别.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对艺术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在作为方法的艺术民族志研究实践中,“整体观”原则对帮助转换既有的知识传统中以孤立地谈论艺术品来解决“艺术”问题的倾向、模式,以及对“艺术”认知的“祛魅”,具有基础性意义;对“观察—体验”的实践理念的标举,正面回应了“体验”在民族志实践中的长期蛰伏状态;以“当下”地“共域在场”为具体操持方案,强调研究者对“场域”结构关系保持自觉并调动自身“在场”的能动性,机动地采取有目的的行为从调查现场获致所需信息。适应于实践的具体情况,艺术民族志书写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写作。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影像民族志中文化的诗意书写与反思

20世纪下半叶,影像民族志的文化表意实践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产生了诗学转向的特征,重点体现在对影像真实性问题的再探讨和对知识生产中视觉方式的演变创新上,这些转向展现出对80年代以来影像民族志文化诗意书写的贡献。结合电影诗学反思当代民族志电影发展的现象,从影像机制和观众认同方面,为当下中国影像民族志诗意创作提出建议。     

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并置、兼容①

从科学与文学关联的角度关注"人类学写作"问题,讨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写作性;提出"人类学写作"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文本呈现,是人类文化的"自画像".     

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并置、兼容

从科学与文学关联的角度关注人类学写作问题,讨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写作性;提出人类学写作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文本呈现,是人类文化的自画像。     

“人类学写作”的质疑

文学人类学不存在所谓的写作。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则和文学创作的虚构相去甚远。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写作应该是记录性的,不是写作性的。它们一个是文化现实的基本记录,一个是虚构性的写作。     

“人类学写作”的质疑

文学人类学不存在所谓的写作.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则和文学创作的虚构相去善远.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写作应该是记录性的,不是写作性的.它们一个是文化现实的基本记录,一个是虚构性的写作.     

小说化: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性

传统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之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它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故事中的单个人物,更谈不上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文学与人类学的双向视野和认同

从文学和人类学各自的特点及二者的区别入手,观察文学对人类学的影响和人类学对文学的渗透即二者的双向的视野和认同,促进我们对文学人类学进一步地认识和了解。     

历史民族志及其汉语书写实践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确立也需要首先确定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原则。历史民族志的交叉性要求它要同时借鉴两个母学科的优长，但其书写需要采取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在表达技巧方面，古老史学的生动描述传统则可以提供借鉴。     

民族志书写的自反性与真实性

在民族志书写的后现代转向中,实验民族志以其书写的实践反驳了传统科学民族志的绝对客观性的虚假立场,这样的一种书写姿态是一种以实践者本身为实践对象的自反性（reflexivity）客观立场。在这种立场的统摄下,民族志文本书写对于真实性的定位逐渐脱离传统的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实验民族志作者借助话语表述的真实态度传达着其对客体真实性的理解。此种意义下的真实性有更多地向文学领域真实性靠拢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民族志书写的小说化倾向中,客体的存在更可能意味着向词语召唤的功能。     

关于民俗志书写的几点思考

随着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民俗志书写逐渐成为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方式之一。然而,当前民俗志书写中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书写样式八股化,书写中看不到人的在场,没有情境的呈现,弃用生动的民俗话语,缺乏地方感。一篇成功的民俗志应该以深度描述、深度解释为基础,力求整体性叙事,具有反思精神,讲究生动的写作风格,从而立体化地呈现出民俗生活的本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