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任子”、“荫子”、“门荫”,是封建政府根据文武官员的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或官职的制度 ,是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拥有的一种政治特权。明代恩荫制度既是对唐宋恩荫制度的承继 ,又依据本朝政治制度作了适时的变通。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选官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明代恩荫的承袭规定明代实行恩荫 ,最早见于洪武三年 (1370 ) ,到洪武二十六年 (1393)遂成定制。主要表现在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品秩、俸禄、入仕等各个方面 ,其中承袭制是明代恩荫制的基础。(一 )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规定明朝初年 ,…     

关于北魏的赠官

<正> 本文所探讨的,是北魏官僚去世时所被赠予之官号,有无一定的基准?若有,这个基准又是怎样的呢?并由此论及北魏将军号之意义,及超越基准的赠官之意义。纵观晋代赠官事例,以赠予包含将军号之类的中央官为主,原来是太守或刺史,死后获得太守、刺史或中央官名的赠官,但无原为中央官而被赠予太守、刺史官职之例。     

《尚书·立政》“三亳阪尹”解

《尚书·立政》篇中的“三亳阪尹”古来歧说纷呈。实际上，指的是周初在商旧都“三亳”和阪地所设立的尹长，即“三亳尹”和“阪尹”。三亳尹乃周人为了统治和管理原来商都的民众所设立的官职；阪尹是周初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官职，是周公迁殷民于洛邑附近的阪泽之地后，为了便于管理而特设的政长。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研究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以五品以上散官与都督、刺史、州司马的结合为主.这种组合并非任意,表现为高品散官往往与高品职事官结合,低品散官则与低品职事官结合.同时,赠散官与职事官的结合中,职事官的等级的确立会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官员自身赠官的得赠者是卒前散官与职事官均在三品以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父、祖赠官则与其子孙的功劳或地位有关.卒前官与赠官之间的阶次变化主要表现在散官与散官之间,进阶幅度一般是一阶.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表现出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均与散官在唐前、后期的地位变化有关.     

高丽朝《十抄诗·夹注》所选刘禹锡诗校补

高丽朝佚名文士专选唐代七言律诗编成的《十抄诗》,首录“诗豪”刘禹锡之诗,独具慧眼。美中不足羼入白居易诗一首。名僧子山撰《夹注名贤十抄诗》（以下简称《夹注》）,勾稽中国经史子集,旁及佛、道典籍,对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多。然而,“徐侍郎中”,不删一衍文,便难辨侍郎、郎中之官职。于“吴季重书”,“书”前不补“答东阿王”之夺文,便难于理解文义。《夹注》频引《文选》诗文,然节略过甚,如“辟,召也”。三字,要在十数万字中复查,谈何容易,幸赖有多种“津梁”在。     

“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此种观点自1947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本色论”而定。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二王杂帖释文订正四例

二王杂帖是研究二王书法、生平和东晋社会、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目前所据最好的释文为《全晋文》,但其中有不少误释,如将“写”误释作“高”、“送”误释作“道”、“具”误释作“既”、“处”误释作“不可”等等,从而影响了对杂帖内容的正确解读,对此,本文予以订正.     

西周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关于西周中期这段历史,《史记》中记叙简约:“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共王以后,除了承继关系外,别无史实可记。 两千余年来,司马迁留给我们的“共懿孝夷”这一西周王位顺次,历来均无疑义。不知司马迁所据何本,将“共孝懿夷”记为“共懿孝夷”。近年来,众多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出土,铭文所记人名、历日都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的误记应当纠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试论所谓“忠王李秀成自传”的动机问题

罗尔綱先生在有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諸項著作中,基本論点有二: (一)1944年广西通志館至湘乡曾家据以拍攝照片与抄录之所謂“李秀成亲供”,因和龐际云所藏的所謂忠王“亲笔答詞”,及“忠王諭李昭寿手書”笔迹相符,而确定系出自忠王手笔,为“原稿无疑”。 (二)李秀成“供狀”充滿乞降語句,乃系效法三国演义中蜀汉大將姜維降鍾会的故智进行假投降。我对罗先生的論点不敢贊同,关于“李供”真伪,罗先生所列举之笔迹,經我商請有关專家科学鉴定     

试论宋代的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作门荫、任子、荫子、恩补、荫补等,作为选举制度的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享有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恩荫制度初起于两汉,延绵至清末,“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关于宋代的恩荫制度,国内尚未见专文论述。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一九八○年的《东方学报》     

95七曲大庙跳三尺

背景资料 七曲山大庙．位于川北梓潼县城北9公里的七曲山顶峰．是川西北地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山势雄奇，峰回路转．巍巍庙宇。依崖而立．乔木垂荫．风光秀丽，素有“蜀道明珠”之称。大庙始建于晋。是当地百姓为纪念晋代张亚子而立的“亚子祠”．由23座不同时期的建筑群所组成古建筑．     

宋代文官赠官资格考述

宋代官员卒殁,需达到一定标准方可获得赠官。宋代宰执、曾事潜邸与经筵者及其他普通文官在元丰改制前后赠官资格有所不同:宰执在改制前需阶至四品,改制后卒殁皆可获赠。元丰改制前曾事潜邸者需阶至四品,曾事经筵者需阶至三品,四品者还需同列陈请;改制后曾事潜邸与经筵成为增加赠官恩典的筹码。普通文官元丰改制前需阶至三品,改制后需职事官至谏议大夫或权侍郎以上、职名至待制以上、寄禄官阶至太中大夫以上,三者满足其一即可。宋代赠官资格明确,其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赠官的公正性,彰显了朝廷官方的重视,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读《庄子·让王》——并论“越人三世弑君”问题

《庄子·让王》篇是庄子后学著作 ,其所述尧欲让王位于子州支父及子州支伯之事 ,反映了庄子后学由无为向有为的思想发展。庄子后学的入世派则将道家的“无为”思想注入“有为”的内核。《让王》篇首章的主旨在于宣扬贵生与入世的主张 ,其思想与“外篇”“杂篇”的相关议论吻合。《让王》篇蕴含了不少入世与有为的思想 ,将其完全视为隐逸者说 ,是不可取的。《让王》篇的“三世弑其君”的“三世” ,指在越王搜之前的越王不寿、翳、诸咎三世。这三位越王被弑事皆见于古本《纪年》的记载。《让王》篇为论述“贵生”的道理 ,无意中保存了越国历史上一条重要史料 ,对于研究古本《纪年》、《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相关记载以及考订越王世系 ,都有重要价值。     

宋代外戚恩荫制度浅论

恩荫又称门荫、恩补、世赏、任子等 ,恩荫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廷按照权贵的政治地位授给其子孙亲戚官职的一种优惠制度 ,外戚是最主要的受惠群体之一。我们通过对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探讨 ,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更深刻地认识宋代的选举制度和宫掖外戚制度。但遗憾的是 ,截止目前史学界尚不见一篇专门讨论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论文发表 ,而仅在有关专著的个别篇章中对之略有论及 1。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之作一些浅论 ,冀补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之断栈。　　一、外戚荫补的定例和特恩例宋代的外戚又称戚里、国戚、外姻、近戚 ,是指三后 (太皇太后、皇…     

屈原“三闾大夫”考

根据先秦典籍及后世学者的相关资料考证得知,三闾大夫不是官名,而是屈原的爵位称号,只有“左徒”才是官名,是屈原在朝所任的官职。而“三闾”并非是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郢都中的三条闾巷,而是屈原作为大夫爵位所授封地的地名,在今湖北秭归县境内的三闾乡,也就是屈原的故里所在地。     

“苏黄米蔡”应为“蔡苏黄米”

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一般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然蔡襄屈居第四,似乎有不公平之处.蔡襄书法,初学二王,后学虞世南、颜真卿,端重沉著,雄伟遒丽,大字纯出颜平原,小字行草出二王,风骨秀逸,笔力遒劲;真、草、行、隶皆优,而以草书“飞白”为最,自成一家.《宋史》记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宋高宗评他为“本朝诸臣之冠.”而况蔡为苏、黄、米三人之先辈,东坡且尊其书法为本朝第一,实不当列于三人之后.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秦置相邦丞相考异

秦国何时设置相邦、丞相?相邦和丞相这两种官职之间的关系如何?搞清这些问题对秦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因有“十三年相邦义戈”和近年发现的《青川田律木牍》等考古材料与文献相印证,证实《史记·六国年表》所记的“十年,张仪为秦相”,“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确实无误。因此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么,相邦和丞相是否为同一官职的不同称谓,而其地位、职责相同呢?杨宽先生认为“相邦,又称丞相”;林剑鸣先生亦认为“丞相,秦时称为相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