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研究

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对平稳实现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150多万条银行微观股票数据和财务数据,通过构建压力时期回归模型的客观方法获得系统性风险三因素权重,在同一框架下利用规模、杠杆、关联性3个因子测算了银行、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系统3个层次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从系统性风险表现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受全球宏观金融环境波动影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会因为自身问题而出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情形。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系统重要性国家,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高;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在于其有较高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的银行,且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对国家层面系统性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从风险驱动因素看,关联性因子是驱动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因子和杠杆因子。     

基于ICRG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获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国家风险。探索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的评价方法,建立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通过专家打分融入国内专家对时局的判断后,利用层次分析思想确定一、二级指标权重。利用ICRG 2014年1月的原始数据计算出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得分,由此得出对于中国企业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水平参差不齐,欧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低,非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高,美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较稳定; 风险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占6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33;。最后,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给出了建议。     

跨境系统性风险监测指标应用研究CSSCI

已有跨境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侧重于对度量指标的描述性分析,既无法反映风险变化的显著性,也无法识别随机扰动与结构性变化。本文以EVT-copula方法为基础,引入时间序列门槛模型,同时识别跨境系统性风险变化的显著性与结构性。用这一指标检验三次危机中的风险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该方法精准地捕捉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跨境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变化。本文还发现,不同于两次金融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美金融部门间跨境系统性风险显著下降,并通过贸易渠道解释了风险结构性下降的原因,为黑天鹅事件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中金融部门跨境系统性风险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由于EVT-copula指标具有敏感性与连续性,可作为跨境系统性风险实时监测指标,并配合时间序列门槛模型监测风险变化的显著性与结构性,在宏观调控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稳定:影响机制及其实证检验

2008年的次贷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系统性风险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文章构建了反映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指标体系,运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方法设计了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稳定间的影响机制模型,并结合全球56个主要国家的相关数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后系统性风险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系统性风险指标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作用中,股票指数波动率的正向影响最为明显;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稳定状况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要大于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指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非系统性风险分析

利用威廉·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对1999-2002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分散非系统性风险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基金对非系统性风险的分散效果日益显著。结合证券投资基金实际情况分析成因,并从风险的角度,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关联网络的研究视角

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各国或地区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不断上升,局部金融风险通过关联网络不断地扩散,进而形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溢出的网络特征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2005—2019年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的股指数据,采用网络拓扑方法测度全球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并采用滚窗估计对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动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美国处于全球风险溢出网络的中心地位,而中国尚处于网络边缘,并与周边经济体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此外,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水平呈现出一种“脆弱”的状态,易受风险事件的冲击。     

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结合经济性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不同经济形势下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可发现：在经济正常波动区间,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都处于适中水平时,二者发挥协同作用,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否则会产生阻碍作用;但在经济持续下行区间,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这一影响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和系统性风险的上升而扩大。因此,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根据不同经济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管理措施,在经济正常波动区间,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可适当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容忍度,把握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的平衡,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持续下行区间,降低系统性风险是首要目标,需要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控制金融发展速度,防止金融发展过快引发系统性风险累积,降低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系统性金融风险调查：英国经验及启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稳定,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直是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跟踪调查方面,英国的做法比较科学,积累了较多经验。论文在介绍英国系统性风险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问卷设计与数据应用,并提出对我国开展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启示。     

国际股市区域风险传染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时期41个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可划分为五个金融联合区域:欧洲成熟区域、亚太区域、美洲区域、欧洲新兴区域和非洲区域.运用多元GARCH模型对这五个区域之间的风险传染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欧洲成熟区域、美洲区域和亚太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从亚太区域到欧洲新兴区域存在单向波动溢出,而非洲区域和亚太区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关系.各区域间的经济金融联系是造成区域风险传染现象的主要原因.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评估研究

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数据,筛选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33个国家风险因素;在运用SACE指数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引入地缘政治和“中国威胁论”因素,作了分析研究。提出,从企业层面以东道国发展差异分类应对风险,从政府层面应尽快组建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评级机构和体系。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

目前，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境外投资，然而被投资国的政治动乱无疑会对我国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因此，加强对政治动乱风险的防范已成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紧迫任务之一。笔者回顾了近年来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所遭遇的政治动乱风险事件，分析了这些风险事件产生的原因，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研究

本文提出 ,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设 ,应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特性与功能为前提 ,在此基础上探讨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机构、保险范围等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     

境外投资和境外投资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境外投资必须依靠健全的境外投资保护制度。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存在缺乏统一的境外投资立法,境外投资保护制度覆盖面狭窄等诸多不足。为推动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我国应建立统一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完善投资保险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鼓励和服务制度。     

论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它在鼓励和保护本国海外投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 ,实践中对海外投资的保护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因此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新疆企业境外投资的若干思考

新疆企业境外投资以周边国家为主,重点是中亚国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规模较小,投资企业缺乏信息畅通机制,投资企业缺乏规范管理,政府管理服务相对滞后,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新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意义。解决问题的对策主要是：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完善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建立信息畅通机制,积极培育境外投资优势主体等。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政府保险或国家保险,实际上是国家这一政治主体以"法人"商主体的形式,使因海外投资引起的政治或外交冲突得以通过经济途径加以解决的制度设计.各主要资本输出国已相继建立了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期保护本国海外投资,提高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防范能力.     

中投公司境外投资法律制度研究

境外投资是中投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但在境外投资方面,中投公司遭遇东道国（投资接受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和＂中国威胁论＂等诸多困扰。同时中投公司在境外投资法律监管、风险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及定位等制度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失,通过对国外先进主权基金的学习与借鉴,并结合中投公司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为中投公司境外投资提出可行性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海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前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众多流派出现。较成熟的理论,主要有微观主流优势论、边际产业扩张论以及小规模技术理论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海外投资的总量呈波动型增长特征,投资区域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投资行业集中在贸易、航运、资源开发和加工生产等。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海外投资理论,应充分考虑当前制度转轨的背景和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应注重考察诱导因素、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