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符号学视域下结构与历史的对话

俄国符号学代表洛特曼从文本历史化、历史文本化角度驳斥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重新建构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一方面,洛特曼符号学主张从历史出发理解艺术,克服结构主义文论剥离社会背景,人为割裂能指与所指,独尊共时性研究的弊端。另一方面,洛特曼符号学适度保留语言再现观,以艺术与现实的异质同晶关系,赋予文本记忆功能,将结构差异、充斥张力的文本组合成一套基于矛盾对立的历史叙事,有效促成了结构与历史的对话。     

告而不别黑格尔——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建构轨迹的反思

中国当代文论的学理建构,呈现出对西方思想"化"与"去"的演变轨迹,最典型的个案就是黑格尔影响力的变化。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围绕着先在性的绝对理念而建构,展开方式十分严密,终极目的则为囊括所有对象,一度影响深远并取得巨大成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进入,黑格尔体系遭受巨大冲击,同一性、本质论、二分法以及宏大叙事等,纷纷受到质疑、被悬置甚或被抛弃。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黑格尔对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建构的历史功绩,尤其应当尊重他的历史哲学视野和辩证法思维方式。一味地"黑格尔化"或"去黑格尔化",都是不可取的。可将对外来理论"化"与"去"的交替,视为当代文论建设过程中的常态。     

“复调”和“狂欢化”——巴赫金的“超技术(语言)”批评及其在巴赫金文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从巴赫金的“技术”思想出发 ,对其“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给予了定位 ,并对其表现出的“超技术 (语言 )”批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 ,在巴赫金的文论中贯穿着他对“技术”问题的思考 ,依次表现为他的“艺术中的技术”概念的提出、“超语言学”的理论建构和他的“超技术 (语言 )”批评的实践。“复调”和“狂欢化”作为其中的代表充分体现了“超技术 (语言 )”批评的基本特点     

文学中诗性的基本形态

文学是语言艺术各类别的统称,按照文学体裁“四分法”的分类方式,诗是与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并列的一种文体,然而这一“并列”并非是平等的,诗的性质可以说是一切文学乃至艺术的精神蕴含.文学的诗性在于它是对语言实用目的的超越,是审美的超越而非本体性的超越.中国文论中的意境与西方文论中的典型都鲜明地体现了文学诗性的特征.除此,由于“语言转向”和“读”的文化向“看”的文化的更高层次的回归,设定与参与也就成为审美超越的新形态.     

当代欧陆与英美文论界视野中的尤里·洛特曼——尤里·洛特曼的文学文本理论之跨文化旅行

当代文论是在跨学科之中发育的,是在跨文化之中旅行的。尤里.洛特曼的文学文本理论之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播与解读,——(德)卡尔·艾梅马歇尔、(荷兰)杜威·佛克马、(法)让-伊夫·塔迪埃、(意大利)翁伯特·埃科这些欧陆学者对洛特曼文学文本理论的诠释、苏珊·范·齐尔、安·舒克曼、特里·伊格尔顿、拉曼·塞尔登这些英美学者对洛特曼文学文本理论的诠释,可谓当代苏联文论之跨文化旅行的一道亮丽风景。洛特曼之文学作品建构于"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之互动共生"的"内外互生"理论,与埃科之"开放的艺术作品"理论,与伊瑟尔之"具有召唤结构的文学文本""具有艺术极与审美极的文学作品"理论,与巴尔特之"由作品走向文本""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理论,与克里斯特瓦的"现象文本"与"基因文本""具有生产性的文本"理论一样,共同参与了当代国外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理论的革新,参与了当代"文学"概念的更新与当代文学研究视界的刷新。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不是‘话’,而是‘剧’”——曹禺戏剧语言艺术论

(一)一般地讲,戏剧也不例外,是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语言作为第一要素的,是以语言作为雕塑描写的艺术,是以语言作为主要工具的。和诗歌、散文、小说相比较,戏剧艺术对语言的要求,又是以其艺术样式的差异性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黑格尔曾经指出:“不容许戏剧用史诗方式去描写地点环境之类外在细节及动作和事迹的过程.”(《美学》)高尔基也就这一艺术样式的特性,讲:“剧本——正剧和喜剧——是最困难的文学形式,其所以困难,是因为剧本要求每一个     

跨文化身份意识与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路径

对文论本土化问题的辨析,要厘清讨论该问题时容易陷入的理论误区,找到进入本土化问题的有效切入点。跨文化身份意识既是解决文论本土化问题的核心,又是总结当代文论本土化经验的前提。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中西文论的“关系体”中,当代文论本土化经历了身份意识的萌芽、觉醒与自觉三个阶段。自觉地建立跨文化的文化身份意识,立足当代文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是重构当代文论的理论话语和文论身份、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文学结构本体论——论韦勒克的文学本质观

韦勒克是 2 0世纪最杰出的文论家之一。韦勒克基于现象学文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学作品存在方式论”将文学作品的本体视为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这种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规定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虚构性”和“想象性”三种本质特征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述论

《文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末期主要作家之一姚永朴的力作,是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唯一专著。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作者试图努力证明“义法”适应时代要求的可行性,对桐城派文论作了新的整理和阐述。他始终强调文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上轨。《文学研究法》资料宏赡,文字雅洁,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诗缘情”的美学意义

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他是鲜明地举起“诗缘情’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古代文论中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用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对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当然“志”的本义也包含情感的内容,情与志不是绝缘的.然而在上古社会里,人们往往偏重从功利的角度去解释“志”,文学成为“言志”的工具.这样,“诗言志”不仅限制了诗表现情感的疆域,而且还把它框定成一种服从政教功能的合乎封建礼义的规范情感.《诗     

试论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历史性意蕴

在德国的观念论哲学中,艺术哲学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坚持认为,艺术作品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性,古希腊的艺术宗教是艺术的最高典范,但宗教(主要是"天启宗教")与哲学比艺术更适合于表现真理.这三层意思既是黑格尔艺术哲学的重要环节,也是近现代西方艺术哲学为之而纷争不已的一片疆域.本文试图通过一些认真的分析与论证,阐明黑格尔既不是一个艺术上的"悲观主义者",并且他对艺术哲学所提出来的很多问题无疑具有不容轻易否定的革命性意义.同时,黑格尔所开辟的有关艺术哲学如何发展的理论向度,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0世纪30年代初胡秋原的庸俗社会学批判

庸俗社会学的木质，在于无视艺术规律，取消中间环节，把文艺这一精神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结构直接关联，从而对文艺的性质、功能作出简单性规定和强制性要求。胡秋原是中国文论界从学理的层面．对庸俗社会学作出深入剖析的第一人。其理论资源，来自于普列汉诺夫的“中介论”。他对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图式化”弊端之批评，亦发时人所未见。其地球“自转”与“公转”之喻，表明了他对文学“自律”与“他律”关系的洞见与把握，并给后人以启发。＋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形式”概念

“形式”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主要有四次大的讨论:王国维“第二形式”及“古雅”说、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二三十年代闻一多与戴望舒“三美说”之争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这四次讨论呈现出艺术与形式一元化、形式与内容二元化两种倾向,前者重视形式及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和传统密切相连,后者注重内容和文学的社会效用,割裂传统。这两种倾向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对当代文论“民族性”问题思考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沉默”的召唤——文本“沉默”魅力的解读

“沉默”作为一个文论概念,首先应是由马舍雷提出的,他针对的是文本和意识形态间的关系,强调文本意识形态的隐秘性。“沉默”是由作家设计而成的,也可能是无意而为。“沉默”本身具有否定性质,这是语言本身的有限性所致,可以说是语言符号的无奈,这势必使文学成为艺术就具有了超语言性。“沉默”以一种无限澄明的存在构建作品存在的样态,它发出的充满感召力的“召唤”吸引着读者与作者进行内在心灵的对话和沟通。“沉默”要以想象性阅读活动来诠释其内在的美质特征,从而使文本意义呈现无尽的“绵延”之态。“沉默”不是虚无,而是一种有限的遮蔽。     

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

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从同一到差异:现代性在苏俄文论中的多重镜像

基于对现代性二元对立镜像的批判立场,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差异美学以异质要素差异共存为理论要旨,注入历史地基与人文关怀,打破同一,张扬差异。差异美学从人的主体中心困局切入,以生活世界为人的历史化存在根基,以"他者"为人的多元化存在前提,以对话关系重塑人的差异化存在本质。在反思现代性,重构话语秩序的浪潮中,差异美学不仅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启发了现代性与后现代互补性视域融合的思潮转向,而且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奠定了苏俄文论兼收并蓄、多元开放的理论格局。     

浪漫精神的文学诉求——论浪漫主义研究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贡献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研究经过5种形态的理论阐发,完成了浪漫主义艺术理念的“中国化”过程,使现代中国文论围绕着浪漫艺术精神的诉求,在与现实主义权威话语的论争中,深化了本民族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完成了本土文艺审美言说体系的现代化建构。20世纪中国文论史几乎成为了百年浪漫文学精神的辩护史。     

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

[提要]新时期以来,我国民族文学研究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对“民族”“民族文学”等元概念缺乏明晰界定、对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联动性关系认识存有不足、其研究方法路径仍需丰富多元等问题。以此,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为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自我批判反思品格是开展民族文学研究的根本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本质和实践性特征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鲜明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姿态决定了推进民族文学研究是其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必要内容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回到马克思”为理论追求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本土与世界对话、联通、互融等命题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指导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