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模型建构

研究范式的成型是教育社会学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学科研究范式的形成又主要依赖于研究模型的建构。梳理了教育社会学的三类研究范式：“实证研究范式”与“人文研究范式”;“教育事实研究范式”、“教育定义研究范式”与“教育行为研究范式”;“功能研究范式”、“冲突研究范式”与“互动研究范式”。论证了研究模型对研究范式的作用,讨论了教育社会学模型建构的两类方式：模型建构的类比法与模型建构的假设法。     

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

作为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建安风骨”是后代论者对于建安文学精神的一种独特接受和主体建构。由于建安文学的发展呈现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的情形不一, 对这一创作范式内涵的把握和阐释就必须放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进行。曹植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古文学史上一直具有偶像的价值和意义。将曹植这一“文本”以及后代作家对他的“接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观察,就会发现,曹植尤其是他后期文化、文学活动的典范意义并非只在辞彩等形式的方面,而是标志着一种文人生存方式及文学创作范式的完全确立,从而成为中古文学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卢梭与启蒙理性批判

作为启蒙精神的儿子,卢梭无疑属于启蒙运动的行列,但他批判的深刻性远远超出了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后者仅仅批判某个特定的时代及其意识形态,卢梭则致力于批判文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原则,从而不仅揭示了启蒙价值的内在局限,而且揭示了建构这种价值的理性自身的矛盾,并将其视为人类"自我完善能力"的辩证发展.这表明,卢梭的名字与启蒙运动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这不仅因为他在许多重要方面同启蒙运动完全一致,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那些不同于启蒙思想体系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启蒙精神逻辑发展的产物.     

理论旅行与话语归置：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

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近40年的理论旅行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完成了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再到文艺批评的理论杂糅过程,并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方式实现了话语归置,最终导致生硬的理论催生、明显的理论研究跨界现象、突出的理论的强制阐释等现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充分融入“理论的全球化”过程。但经过了理论旅行、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之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缺乏问题方式与思想表达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思想板结状态,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深入当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机制。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遨游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盛庆先生创立的统合效用主义理论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评、继承和创新 ,这一理论与现代经济学有关“社会困境”和“社会偏好”的前沿研究相契合 ,也与伦理学有关“实然”和“应然”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契合 ,是一个“统合”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盛庆 先生在统合效用主义理论中提出的“道德满足感”这一范式 ,可以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把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推演至人类整体行为模式 ,包括道德行为和利他主义的分析 ,从而为解决现代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

“情感结构”是威廉斯讨论最多的核心概念,指一种当下的、现实性的、不断变化的和具有某种建构意义的社会或个人的共同经验,具有总体性、多义性、主体性、建构性的特点。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情感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关键词”。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威廉斯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及一般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

在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下,需要提倡一种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范式需要从研究策略、分析方法及分析框架等层面予以整体性理解。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该范式主张将整合了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双重意涵的延伸个案方法作为分析法律实践的基本方法。“事件—关系—过程”“行动者—结构”“国家—法律实践—社会”等分析框架使微观与宏大分析视角能够同时在场。侧重质性研究的实践主义法学范式与量化法学品格突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方法主张及价值追求诸方面高度契合且互补,可以在中国法律实践研究中形成合力。     

设计艺术学学术史上的沈从文

作为20世纪中国设计艺术学研究历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沈从文的后半生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研究的背后固然有时局环境变化的外部原因,也是遵循了他一生对实用美术情有独钟的“内在理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沈从文从“工艺”到文化的视野的拓展、“小心求证”和“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与相关成果,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比同时期的实用美术研究更为自觉和深化,相对于此前实用美术内部研究的空疏学风具有一种范式转换的意义。沈从文在物质文化领域内的相关研究间接影响到了1980年代以来设计艺术学中的若干分支学科的建设,是中国现代设计艺术学学科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二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卢梭:自然主义者,还是威权主义者?

在教育史上,卢梭一直被认为是自然主义者。对此观点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卢梭的自然主义主张是不彻底的,具有威权主义的痕迹,这个痕迹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著作《爱弥儿》一书中。正是爱弥儿的导师,设定了教育的目的、场所、程序和结果,同样是爱弥儿的导师为其选择了职业和配偶。卢梭威权教育的思想根源在于其政治诉求：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政府,在执行公意时理应具有绝对的权威,公民必须予以服从。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持续着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从“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到今天的“方法之争”，即用什么和怎样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中，回视传统、挖掘经典成为这种探寻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即向中国古代思想寻找资源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新趋势。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以国际关系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会存在语言、方法论、选取偏好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回归历史、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自省和成长，即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成果和确立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平衡中寻求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不仅反映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也是对中国思想界悬置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     

卢梭的梦与苏格拉底

卢梭继承苏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他以苏格拉底哲学质疑启蒙运动。卢梭提出,商业文明滋生出毫无公民责任感的布尔乔亚,而人类社会的最佳状况是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中的人们才能够追求德性。与之相应,公民社会中的哲人不应当普遍启蒙民众,因为启蒙运动只会使民众暴露在自然的暴戾之中而无处容身,哲人也必然随之变质。无论是在政治著作中还是在自传性著作中,卢梭都意在调节公民社会与公民哲人的关系,并试图建立适合公民社会的宗教或情感教育。可惜的是,卢梭的继承者们没能坚持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他们对卢梭的偏执理解反而推进了现代性浪潮。     

传统批判与现代困惑中的梁启超人学思想

人的解放是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面对中国的积弱落后,他在对传统的批判中追求人的解放;但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他又有许多困惑。对现代性的判断成为他人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前者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后者又使之在传统创新中寻求答案。如何在批判传统、判断现代、追求未来中认识人在中国变革中的意义,是梁启超人学思想中未解的命题。     

质疑“卢梭是个人本位论者的教育学断言”

在中国,存在着一个令人诧异的教育学误解：卢梭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个人本位论者。卢梭其实并不是以儿童本性为基础来阐述他的教育学说的;他提出的“自然状态”及其“自然人”概念只是一种观念假设,他理想中的教育也并不是以此作为追寻的目标,“自然状态”及其“自然人”概念只是为批判卢梭所反对的社会而服务的：他理想中的教育实质上只是为知识分子处于统治地位的集权政治服务的。总之,他不仅不是一个个人本位论者,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本位论者,是为知识分子专制进行辩护的代言人。     

卢梭与启蒙自由派

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虽然流传和影响极广,却是一句极为含糊的说法,迄今学界并未获得一致公认的识读。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释读这句名言,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卢梭一生写作的主导意图。卢梭敏锐地看到启蒙智识人创构的"社会"概念的实质,指出了科学和文艺与启蒙精神所推重的商业精神的内在关联。卢梭针对封建君主、"开化的人民"和启蒙智识人的分别表述,表达了卢梭对启蒙运动的政治诉求的深刻质疑。     

中国的卢梭,中国的《民约论》——再论黄宗羲学说在中国近代的启蒙价值

中法战争后,温州人宋恕首先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蒙价值,积极向友人推荐.1903年,梁启超明确指出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同年,时为革命派的刘师培,也著文论述了《待访录》具有中国《民约》的精义.严复虽反对黄宗羲,但他在翻译中仍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先辈们探索民主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为后人借鉴     

启蒙的自我批判：论卢梭与启蒙运动

在现代政治思想中,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启蒙思想与卢梭思想的关键。卢梭在分享启蒙运动基本前提的同时批判了启蒙思想。卢梭与启蒙哲人在生存境况、知识与德性关联、宗教问题方面的交汇与分歧为我们提供了卢梭思想实质的重要面向。而卢梭对德性基础的追问使启蒙哲人的社会思想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从而为现代社会建立了不同的思想基础。     

被逐渐放逐的卢梭：以梁启超的认知为中心

有＂中国的卢梭＂之称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进行了有力宣传。就他对卢梭思想的认知而言,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在1900年前是全盘颂扬;从1900年至1902年对卢梭思想的推崇较为审慎,其间进行过详尽的学理分析,还表露了些微的异议;自1903年起开始质疑并逐渐走向否定,最终则完全抛弃了卢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