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抵触情形的认定

根据《宪法》第100条的规定,地方立法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在判断地方立法是否与中央立法相抵触时,可以按照两者之间的差异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考察.原则上,在地方立法重复、具体化中央立法的情况下,不构成抵触.如果地方立法作出了创设性规定,则其与中央立法是否构成抵触,取决于其是否背离了中央立法的目的.如果公民无法同时遵守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则相关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构成抵触.     

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立法运行宏观效果考察

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宏观运行效果的考察建立在对特定时间段内犯罪发案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具体考察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贿赂犯罪频度和烈度数据,建立刑法立法宏观运行效果与贪污贿赂犯罪之间的关联关系,考察贪污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运行状态,客观评价刑法立法的运行效果,分析导致立法效益不足的实际原因,提出贪污贿赂犯罪治理策略及相关立法的调整与完善建议.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重构

作为行政诉讼特色的概念,受案范围在中国语境中有更多的研究价值,亦有许多的争议焦点.以行政诉讼的目的切入,阐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之价值,同时以现行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为考察对象,结合域外相关经验,对存在的争议进行梳理,并提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建议,以期消弭争议并助力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当前立法和司法衔接机制问题及其解决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在坚持"法治"理想的同时,必须从完善立法和司法的衔接机制出发,对"立法'粗细'"问题、"规范性司法解释"问题、"司法审查"问题、"法官自由裁量"问题进行整体的考察与反思.     

我国30年立法工作的回顾与反思

一、立法背景与成就 (一)立法背景 中国三十年来的立法根植于这一时期相应的社会历史环境,对环境的考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立法状况.在民间社会甚至主流媒体上,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着眼点和成果均聚焦在经济领域.事实上,回顾整个过程不难发现,无论政策导向还是客观实践,上述观点均有失公允.改革开放是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同时也是政治变革与进步的过程.这一时期执政党的一系列表述大致勾勒出我国的政治走向.     

关于降低经济立法成本与提高经济立法质量的思考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立法活动进行了 “投入———产出” 分析， 认为经济立法是一项投入立法成本， 产出立法效益的活动。文章剖析了经济立法成本和经济立法效益的构成要素， 考察了影响和制约经济立法效益的主要因素， 探讨了降低经济立法成本， 提高经济立法质量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产业转移、污染防治与立法架构

通过对污染转移研究理论、国际社会以及国外立法实践的考察与反思,可以发现,污染转移的法律应对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立法中都存在一些不足。为应对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和国内的污染区域转移,中国需编织一张大网,将污染转移置于全球环境保护的视野下,推动应对污染转移的国际立法,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加强应对污染转移的地方立法,促进应对污染转移的行业立法。     

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发展对区域投资立法合作的启示

中国外商投资立法"市场经济型"发展对中国经济推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采取了开放的、欢迎的、以鼓励为主的态度对待外商投资,以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作为来谋求经济学意义上的多赢局面.目前中国正形成向东欧、中东亚等地区的投资热潮,这些国家如能在投资立法的区域合作方面,对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发展有所借鉴,汲其所长,避之所短,无疑会大大促进该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劳动合同期限立法之比较研究——兼评我国相关法律条文

域外各国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大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劳动合同期限立法.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体制尚不健全,这就决定了我国劳动立法相对滞后.因此,对劳动合同期限立法作域外考察,并思考现实问题就成为理论探讨和立法完善的重要内容.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WTO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在WTO的平台上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 ,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注重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法律移植 ,将成为“后立法时代”的立法特色     

中国立法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困难探析

移植于西方的中国立法听证制度以公开、透明、广泛等特色促进立法民主和立法科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尝试,它的制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国立法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实际收效很多时候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中国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了立法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立法听证成本高昂、立法体制的制度缺陷以及立法主体认识上的误区都阻碍了立法听证制度功能的实现.     

物权立法的历史学思考

在人类立法史上,物权立法可谓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无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法国民法典》中的物权制度,都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过程,都是经过许多人的长期努力,在艰难曲折中才制定出来的。我国的物权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曲折过程,它需要丰富的理论基础,适应经济运行环境,注重立法技术。现行物权法是在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并满足这些条件之后,才得以顺利通过的。     

对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贿赂犯罪立法进行了考察,包括对罪名、律目、立法内容和刑罚手段的考察,阐明了贿赂犯罪的历史渊源,总结了历代法律惩治贿赂的经验教训,提出现阶段要以史为鉴,运用法律武器,严惩贿赂犯罪。     

论注意义务立法的宪政基础

我国注意义务立法所面临的选择是复杂多样的,也是艰难的,它的设计与诞生需要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与考察.其中注意义务立法的宪政基础是注意义务的立法级别定位、效力确定、模式选择、内容表达等必须思考的问题.注意义务的合法性源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地位,民主与法治控制注意义务立法的性质.法治与人权保障决定并塑造注意义务立法的品格.     

一体立法与分别规制--论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之立法体例

行政性垄断是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为各国立法所禁止.但在具体规制体例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选择,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倾向于采取"统一定义、分别主体"和"概括禁止、分别列举"的立法模式,美欧等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统一立法,特别列举,一体适用"的立法模式.由于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任务的艰巨性及特殊性,中国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应当采取"一体立法、分别规制"的立法体例,即在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定义中包括行政性垄断的内容,同时在具体行为的列举上对行政性垄断做出专门规定.     

立法效益论证问题的探讨

立法效益是立法的收益减去立法成本所得的净收益。立法效益论证是立法机关或立法人员在进行立法前对该项立法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科学的预测与论证,目的是节制立法的成本,实现立法的最大化效益,其具体内容是在对立法成本和立法收益的分析的基础上,从立法成本与立法收益的比较中,为确定可供立法机关选择的立法方案进行论证。不仅如此,还要对立法效益的实现条件如确立立法效益价值观,优化配置立法中的各种资源以及社会对立法的接受能力等进行分析与考察。     

行政立法中信息利用的现实检讨

对于行政立法中的信息利用问题,我国现行相关立法仅作了零星规定,而且此类规定往往大而化之,对行政立法难以形成有效的规范,使得各种有效信息在行政立法中的收集和利用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在行政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主体往往单方主导整个立法过程及结果,其他各利益相关方难以有效参与,致使行政立法的质量不尽如人意.本文认为,借助于信息论的原理,提升行政立法中信息利用的水准,是中国行政立法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之一.     

制度民主与文明的价值——中国立法听证的政治学分析

中国立法听证制度不是原生的,而是移植于西方的一种立法程序性制度,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协调新的社会利益矛盾的要求,对全球化给予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压力的积极回应.立法听证作为立法制度中的一项具体程序性制度,它不仅有着促进立法民主和立法科学的意义,而且还有着超越立法层面的政治价值.当然,它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它的功能的发挥不可能超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它的成长速度也将取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脚步.     

我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法治困境及立法展望

民间社会团体是结社自由权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表征,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但从现实层面来考察,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陷入了法治困境,集中表现为对其身份＂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必须在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社会团体立法体系及立法内容进行重新界定和解读。     

中华民国时期婚姻家庭法对中国当前立法的启示

中华民国时期完成了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由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近代婚姻家庭立法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旧有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被打破,近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得以确立.民国时期的婚姻家庭立法对中国当前立法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民国立法者对于法律移植的态度,对于司法实践与立法内容的结合,法律移植过程中对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等立法经验对现行婚姻法的完善均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