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文章剖析了德治政治文化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结合之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从《论语》看以德治国

儒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而儒家文化奠基之作《论语》更是通篇闪烁着德治思想的光芒。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应该说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复兴和弘扬民族文化。《论语》中有关德治思想内容丰富,其理论假定是人性本善论,对德治思想应予以辩证评价。     

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双重影响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丰富的民本、德治思想和独特的人文精神,同时又有重人治轻法治、等级意识明显等特点.其中既存在着与民主相容的成分,也有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所以,应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通过改革创新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徐复观的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

为了熔铸儒家的德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采取了民主精神亦即自由主义精神与民主政体两条进路,用儒家的"文化自由主义"或者说"道德上的自由主义"涵摄与超越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精神,并借助"无为而治"这一观念从政治主体、方略、目的和人性论预设四个维度重释儒家的德治,以至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守夜人"国家理论、"有限政府"理念进行会通。由此形成徐复观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并成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代表。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德治"与"和谐"——以《大学》为中心的解析

"德治"与"和谐"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与精髓。《大学》继承和发展了"德治"与"和谐"的精神,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提炼为"三纲领"和"八条目",形成了修齐治平的政治模式,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经典,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德治与和谐的精神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施“以德治国”战略思想必须注重政治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思想是党中央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大的治国战略思想.本文认为,实施"以德治国"战略思想关键在于抓好政治道德建设.文章从以德治党,从严治党;以德治政,从严治政;以及以德治官,从严治官三大方面对实施"以德治国"战略思想必须注重政治道德建设论题进行探讨.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以德治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略

本文从分析中国国情出发,指出"以德治国"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排斥,而可以为"依法治国"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以德治国"是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对传统"德治"的批判继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略.     

邓小平德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博大精深，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注意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并被赋予了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邓小平德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对于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浅析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现代意蕴

古代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道德在政治中的主导作用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国道德伦理建设具有积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党中央适时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这既是对古代德治思想的继承,更对其扬弃。“以德治国”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对封建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体系中处处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德治的几个理论问题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由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变为基于民主、平等的"自治",这就决定了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本质差别.现代德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治"或"德治",而是基于法治的"善治",它是一种治国手段,而不是一种政治理想;它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     

“枫桥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

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研究社会治理,既是贯彻落实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探索。始于浙江、推广全国的"枫桥经验",既是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范本,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鲜活呈现,尤其体现在工作对象、工作方法和工作场域等方面。研究和探讨"枫桥经验"蕴含的思想政治工作意蕴,在激活"自治"活力、搭建"智治"平台、增强"法治"约束和营造"德治"文化四个方面对创新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启发意义。     

关于"德治"的历史性思考

本文简述了中国历史上"德治"与"法治"并举的辩证思想,探讨了中国古代"德治"的成功典例和否定"德治"只推行"法治"的秦王朝的失败教训.在分析"德治"不等于"人治"的基础上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基本内容,论述了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念必须把握的三个关系.     

从法治与德治结合看和谐社会构建

从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方面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并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向略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主体性是体现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等不同维度与领域之中的价值观、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基因特征。从文化政治意涵看,文化主体性既内在地决定着政治制度,又受现行国家制度的规约;传统"仁政德治"、崇尚善治等思想,成为现行制度文化内在智慧构成;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的思想理念,使马克思主义从被接受到中国化成为可能,为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从文化美学意涵看,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思想"逻辑虽然来自"政治■历史"逻辑,却具有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更广阔更深厚的内涵。传统文化美学不仅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核心价值观,而且能以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气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构筑起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从文化实践意涵看,文化政治意涵是文化主体性政治理想的呈现形态,文化美学意涵是文化主体性理论认知的呈现形态,而文化实践意涵则是文化主体性现实具体的呈现形态。文化政治、审美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文化价值向度、审美取向,必须由文化实践创造的成果作为实现形式,文化实践还将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提出新的问题与诉求,从...     

儒家德治思想与高等学校管理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德治思想的精华在于"仁"、"惠"、"信"、"义"。儒家德治思想吸取时代的营养,具有了新的内涵,如自由、公正等,其在高等学校管理中的运用是提高高等学校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儒家德治思想的实现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