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孟子“四心”的双重内涵--基于孟子对“四心”的两种不同表述的分析

如果“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的“端”作“端源”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就表达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恻隐之心,仁也”等所论证的性善之性是指为善的能力,其能够显现为具体事相上的善,从这一点来看,“恻隐之心,仁也”等就表达了“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也就体现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     

《大学语文》课与学生的道德教育

在《大学语文》教材《序言》中,匡亚明同志写道:“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语文教师的任务不光在于传授知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教材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教书、育人,是教育工作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我国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就特别重视文艺作品与思想教育的关系.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强调仁义诗书合而为一.在教人以诗书,授业解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德行,这是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的崇高职责.     

灵感的实质及培养

由于灵感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自己罩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致使数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作了种种探索和猜测。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等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把灵感看成是神赐天启的神秘物,说它是一种灵气,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直到十九世纪的康德还把灵感看作是天才,是不能靠后天勤奋获得的创造力.中国古代,没有灵感这种名称,一些文学家、理论家一般称为“应感”、“兴会”等。中国的理论没有把灵感同神联系起来,而着重把它看成是先天的才能。曹丕把诗人的才气看作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天赋条件。陆机对灵感的解释也感到无能为力,说“虽兹物     

汉初官学重建下的孟子学--论《淮南子》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的天命观、人性论、仁义观、修身论成为汉初思想融合并尝试重建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对孟子的性命观,特别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说进行了发挥,还把孟子的从先天端绪经由后天扩充而实现仁义礼智的修养路径,作为其治国的理论基础之一。《淮南子》既视儒家的仁义观为救世的补救手段,又说“仁义者,治之本也”;对孟子的“反求诸己”说及民本思想则有继承也有改造。     

《辨骚》篇不属于总论吗?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地位,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清楚:“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但是,由于《辨骚》篇放在“文之枢纽”即总论的五篇之末,同下面“论文叙笔”的二十篇相邻接,又曾有人把“骚”单独看作一种区别于诗和赋的文体,所以《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争议。六十年代初,段熙仲和王运熙同志,     

孟子学说由“显”而“隐”的政治背景——《孟学流变刍议》之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非把“孟氏之儒”列入“显学”。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教人”、“言先王之仁义”(《韩非子·显学篇》)。我们知道,“仁义”同时并举,正是“孟氏之儒”的特色。因为孔子大谈其“仁”,也多次说过“义”,但从未“仁义”并提。可见韩非事实上把孔孟相提并论。此外,从汉代一些著作和封建国家的措施中仍可看出早期孔孟几乎并列的痕迹,如司马迁说:“(邹衍)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卷74)王充《论衡》一书有《问孔》和《刺孟》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时,《论语》、《孟子》两书曾和《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见赵歧《孟子注》卷首),可以说是孔孟并列。     

读者广场

呼唤良心回归 “人不能没有良心”、“说话办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国人这类话语让人好生感动,这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是一种高尚的思想。西方人也讲良心。英国小说家菲尔丁说:“纵使在一个法纪最松弛的国家里,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的;他会替自己订出立法者所忘记订的法律。”英国哲学家密尔也说:“人之所以做出恶劣的行动,……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弱。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人的良心日益淡化。如制造假酒,往肉里注水、米里掺沙,撞了人逃之夭夭,伤病员拦车就是不停,下水救人事先讲价等等,无一不是良心丧失的结果。善良的人们痛心疾首,在心底呼唤良心的回归。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孟子性善论所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问题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肯定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或他物的特殊性,这就是道德性.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良心本心、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仁、义、礼、智、信等,既是社会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即道德理性.恻隐等“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践履的驱动力,成为现实的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孟子深信,心自身具有的价值本身,有其内在的条理,它并非从理论理性的原则推导而出,却同时是合理的.孟子认为,人是否真正发挥其禀赋,就在乎每个个体是否有修养的工夫.所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存养方法.在此基础上,孟子特别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     

德高寿自长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世界级大慈善家特里萨修女，一生中曾照料过无数传染病人，她本人却百病不侵，健康长寿，享年８７岁高龄。人们都说特里萨修女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她一生行善，品德高尚。此话不无道理。古今中外健康长寿者，多是仁爱慈善、乐于助人、豁达大度之人。我国古代大思想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仁者寿”。意思是说以仁爱之心待人，积德行善，就能够键康长寿。一些社会学家更是推崇“行善养生健身”之说，将利于社会的善行看作是养生健身的“营养素”。行为医学认为，乐善好施、德高望重的人，有融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     

黑格尔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及其哲学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绝对理念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即“伦理理念的现实”。黑格尔把国家自身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由家庭、市民社会而后形成为国家。在其国家理论中,黑格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观点。黑格尔在社会历史的解释方面,虽然有某些卓越的“暗示”,但并没有充分地发挥,故也就未能说明社会历史和各种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象,原因在于他以绝对精神和逻辑观念为不变原则来说明整个世界。     

“人性”论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人性”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所以有些哲学家,对于人性的问题便做了专门的阐发,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观和伦理观的基础,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更是把它做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人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最初只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言的。最早把“性”做为人的自然属性或伦理范畴提出来的,就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即是说在人初生之时,其性相近,以后由于环境和习俗的影响,才有了差异,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人的后天习俗行为,对人性的影响作用。孔子把“性”作为一个与伦理规范相联系的命题提出来,说明了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与加深。它标志着人类认识自身问题的开始。从天命观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标志着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开始。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初探

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家,在论述他们的道德理论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人性论作为他们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当然,他们在人性论的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有的把人性理解为神启的即上帝赐予的神性;有的把人性说成天赋的先天之性;有的把人性看作是“饮食男女”的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出发,导出各自的道德起源和道德修养的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弄清楚在道德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与人性论的界限,无疑是有意义的。     

小议“讲良心”

良心者,好心也。 无愧于事,莫如无愧于人,无愧于人,莫如无愧于心。这“心”显然指的是良心。 讲良心是对人的普遍要求,也是做人的普遍原则,更是掌权者、执法者、经商者的最低和最     

刘勰为什么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的观点十分明确，他是把全书的前五篇作为“文之枢纽”来看待的。而刘勰对纬书，从总体上说是否定的，为什么他仍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这是一个有争...     

声韵用于训诂说例

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字形、字义与字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由于“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之言语,以声达意。声者肖乎意而出者也。文字既作,意与声皆附丽焉”。正如戴震所说“文字、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关于这个问题,陈澧也有过这样的论述: 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论孟子以心证性的修养方法——兼解“养浩然之气”

在孟子的思想系统中 ,人皆有仁义之性 ,又有心官之思 ,这是人之“可以为善”的内在根据和逻辑前提。极尽心官的作用 ,是人的仁义之性得以充分实现、使其成为体现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的真实存在的关键。但心官之思是一个指向特定目标的过程 ,它由“尽心”而“知性”(知天 ) ,由“存心”而“养性”(事天 ) ,一步步把人生境界推向高点。孟子所描述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对这个过程的个案说明 ,在很大程度上有个人体验的性质 ,但孟子归纳、提炼了其中若干有普遍意义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