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离婚人口特点浅析

<正> 近年,离婚问题日益被人们所关注。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学、法学,也涉及到人口学等研究领域。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其特点和规律,使之对这一问题能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山东离婚人口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浅析,以求有助于对此问题的研究。     

中国离婚状态人口的两性差异特点、成因及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也发生很大变化。从８０年代始我国已进入第三次离婚高峰期,１９９０年一般离婚率比１９８２年提高了４２．３％（曾毅、吴德清,１９９５）,并且潜在的离婚增长势头大。本文利用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和１９９５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我国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零时和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零时上的离婚人口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了男女两性离婚人口的不同特点,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给予分析。一、离婚状态人口①的两性差异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     

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

为了使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尽快地降下来,使人口总数在今后几十年内不再有大幅度的增长,重要的措施就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贯彻独生子女政策后,我国人口性别会不会出现比例不适当?这不但是亿万父母所关心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为此,本文对石河子地区1,742名独生子女作了调查,其中男性920名,占52.8％,女性822名,占47.2％,性比率为1.12∶1.00,男性多于女性。     

中国当前的离婚态势

本文以最新的离婚统计资料为据,对当前中国的离婚状况和离婚发展趋势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作者认为离婚率的上升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虽然未来中国的离婚率将继续上升,但上升是缓慢、稳定和有限度的,离婚水平在世界上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究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历来有注重婚姻家庭稳定的传统;造成目前离婚增多的各种原因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原因已经受到抑制;抑制离婚的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将对婚姻稳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将提高婚姻的质量和加强夫妻的关系;在离婚人口增加的同时,再婚人口也在增加,中国的婚姻家庭在总体上是稳定和健康的。我国婚姻的前景是,人们在有关婚姻和家庭问题上已经并将享有越来越广泛的选择权与自主权。     

客观看待离婚 共筑和谐家庭——对中国离婚状况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离婚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离婚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指出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今后我国离婚率将继续上扬,离婚现象将更为普遍,这将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因此要求人们客观看待离婚,重视婚姻质量,提高婚姻素质,共筑和谐家庭。     

对妇女要求离婚问题的思考

妇女离婚的要求受法律保护,正确认识妇女离婚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对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深入观察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分析离婚率攀升有无底线入手,引出制度变迁为妇女离婚提供法律保护,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对中国人口离婚状况的初步分析

离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分析研究这种社会现象,是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婚姻领域发生了三方面变化:一是离婚人数增加,二是离婚的方式由“仇恨式”转变为“和平式”、“友     

我国西南地区县域离婚人口的性别差异研究

西南地区县域离婚人口性别比普遍偏高,离婚男性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婚姻挤压。西南地区县域人口平均离婚性别比为138,15岁以上离婚率为16.8‰,男女比例差别很大。离婚率在0-30区段的县域分布最为集中,离婚性别比在100-150间的县域最多。1990-2010年间离婚率除少部分县域上升外总体呈下降趋势,离婚性别比总体上升,上升幅度在50-150之间的县域最为集中。     

当代中国离婚态势和原因分析

利用现有的各种统计资料,描述当代中国离婚的总态势和特点,确认具有高离婚风险的人口群体,进而分析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并提出消除当代中国婚姻中不稳定因素的基本思路。作者认为性格志趣差异、家事冲突、感情淡薄和性生活失调是离婚的直接原因,这些微观决定因素之所以和离婚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关键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择偶观的变化使经济婚姻和“三快”婚姻（相识快、结婚快和离婚快）增多;家庭观的变化使婚姻生活中的志趣矛盾、家事冲突和感情转移更加激烈;性事观的变化使现代婚姻的生理基础面临新挑战;离异观的变化则使保障离婚自由成为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妇寻求离婚的解决办法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近代中国不同城市离婚原因略论

由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不平衡 ,在市民的离婚原因上也有较大差异。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 ,社会最开明的城市 ,在其离婚原因上也可显现出来。 30年代 ,在上海市民 12种离婚原因中 ,双方“意见不合”的比重高达 73 % ,表明男女双方在意识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同时期在广州、天津、北平、成都等城市的离婚原因中 ,“意见不合”的比重都很低。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 ,经济发展水平 ,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等     

中国离婚丧偶人口再婚差异性分析

根据对再婚率指标的考察,我国不同可再婚人口群体的再婚可能性存在一定差异性。总体而言,女性再婚可能性大于男性,低文化程度女性再婚可能高于高文化程度女性,高文化程度男性有相对较高的再婚可能。上述差异性可能与初婚市场上的婚姻挤压、再婚市场上的婚姻梯度以及高文化程度男性参与初婚市场上婚姻资源的分配有关。     

当代中国的离婚态势分析和婚姻展望

本文根据有关离婚的统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离婚的态势、特点和原因,并展望了中国未来婚姻之趋势。认为导致当代中国离婚诸多现象的原因。除了很多学者强调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因素之外。还有社会及家庭伦理的关系变化、道德调节机制弱化、婚姻主体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冲突、责任缺席等伦理道德的影响因素：建议通过法制、道德和心理相结合的社会调控。既保障合法合理的离婚自由,又反对轻率离婚。并预测中国在本世纪离婚率仍会稳步上升但保持较低的水平,离婚文明化成为社会趋势,离婚带来的消极影响日益减小。婚姻关系将更加自主、自由、健康和平等。家庭形式将更加文明、立体、民主和多元。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上海、陕西、河北三省市的离婚分析

一、引言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与千分之一生育调查以来,我国告别了人口数据贫乏的历史,跨入了人口数据资源大国的行列。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初婚、生育、迁移、死亡等方面的人口数据是十分丰富的。然而,我国的离婚数据却仍然非常贫乏。全国只公布了可供用于估算粗离婚率的分年份的离婚总数。而粗离婚率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类似,受到人口年龄构成、婚姻状态构成等人口要素变动的影响,往往给出不确切甚至错误的信息。     

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经济支持政策及其影响

澳大利亚每年的离婚人口数量较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数量占到将近一半,每年有超过40 000名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正在承受着家庭离散之苦。与情感方面相比,经济上的变故给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带来更大的冲击。根据对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家庭收入、房屋拥有率、租房费用、资产总量以及经济压力这几个指标进行对比和分析,发现离婚对澳大利亚家庭经济水平具有严重负面影响,是导致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福利降低的根源。随着离婚家庭经济水平的降低,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下降、儿童教育支出减少、子女发展受到明显抑制。为此,澳大利亚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了诸多政策措施,在改善离婚家庭子女福利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效,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财产和抚养费分配的原则、优先考虑儿童最大利益、制定"儿童抚养计划"等。随着中国离婚程序的简化,中国离婚率已经从1984年的0.39%升至2018年的3.2%,超过了英、法、韩、日等国家。中国受离婚影响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他们正承受着离婚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澳大利亚对离婚家庭子女的支持政策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确定抚养人,合理...     

当代中国离婚问题伦理道德成因分析反对策

许多专家学者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离婚率上升及其诸多社会问题的影响因素和对策已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离婚问题的伦理道德根源并提出应对离婚问题的伦理对策。     

现代社会中的离婚问题:成因与影响

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给现代社会婚姻家庭关系所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离婚问题日益突出,离婚率趋向上升。究其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社会由家庭所承担的各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如生产功能、消费功能、性生活功能、生育功能、抚育功能、情感功能、娱乐功能、赡养功能等,在现代社会逐渐外移、淡化或社会化,夫妇共同的责任与义务随之削弱,从而导致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传统纽带愈益松弛乃至消失。 第二,现代社会成员社会流动性强,人们活动的空间大大拓宽,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强;但同时也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1)现代社会不同地区、职业乃至不同国别之间的横向流动的增加,使人们接触面扩大,在婚姻家庭关系上重新选择的可能性增多;现代社会阶层体系日益开放,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上升,这种变化同时伴随着个人身份、地位、声望的升降,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就可能难以维系而要作出相应的调整。(2)由于     

关于苏联人口出生、离婚和迁移的一些情况

苏联统计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出版了一本《世界各国人口》的书,由苏联人口学家包·采·乌尔拉尼斯主编。书里共谈了二十一个问题。现将其中B·A·包里索夫写的《出生率》、Л·Е·达尔斯基写的《结婚与离婚》、В·П·彼烈维金采夫写的《苏联人口迁移》等有关苏联国内人口情况的部分内容摘要译出。为了使问题突出,我们按内容加上适当的小标题。仅仅从这些片断的数字资料,已经不难看出苏联存在的人口问题的某些侧面。通过进一步分析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出这些人口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揭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