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论经济学的危机与革命——劳动商品性质问题讨论集总序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造性地通过劳动力商品范畴,科学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并为无产阶级进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可以说,证明了劳动力商品范畴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这样的经济范畴?我们能否证明这样的经济范畴,并从它出发而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呢?关柏春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劳动商品范畴就是这样的经济范畴,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结合就能证明劳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也是当代经济学家应当自觉承担的责任。但是,他也深深地知道,证明劳动的商品性质又谈何容易?劳动的性质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研究过这个问题。斯密、李嘉图认为劳动是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则批判了劳动商品的说法。改革开放之后,林子力、王岩、王建民、黄正山、秦风白等一些学者又曾研究了劳动的商品性质问题,但是当他们遭遇卫兴华、马庆泉等学者提出同义反复问题的责难时却没能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结果功败垂成。然而,这仅仅说明了证明劳动商品范畴会遇到理论难题,而并没有说明劳动商品范畴是不能证明的。可以肯...     

危机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危机

全球经济近几年之所以陷入痛苦而缓慢的复苏之中,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学界对危机真正原因和治理规律缺乏科学全面的认识,以至于许多国家采取了过多的政府干预和通货膨胀政策措施,甚至以危机的原因治理危机。这也表明传统的危机经济学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面对由危机所暴露的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家们必须通过深刻反思,回归本原的经济学,即关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真正目的及其实现过程的科学,促使经济学实现经济与消费的一致性、微观与宏观的一致性、全球与国家的一致性。     

全球资本主义和后革命氛围--论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理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资本主义也发生着重大变化.如何测度环境变化的性质以及寻求积极的战略,这是西方左派理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德里克认为资本主义凭借"弹性生产"重组了全球关系从而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左派来说,这是一种"后革命氛围".在这种形势下,左派(激进主义)必须"重新发明革命".     

中国经济学革命论

在过去的十年中,当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仍没有消散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却又繁盛起来,这种教条主义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盛行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呼唤着中国的经济学革命,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现代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有机主义哲学和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是这种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经济学革命不仅要完成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还要把一种新型的视野和高瞻远瞩的想像力引入到经济学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经济学,也是中国经济学时代到来的先声。     

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已经发生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展现了资本主义不断向社会主义趋近的事实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为社会主义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全面激化,引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列宁主义。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从物质生产转向智能生产,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论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构

马尔库塞认为,建立在“绝对贫困论”基础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面临着“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和压抑已经深入到人的感性———即本质规定中,因此革命应该深入地触及到人的本质。革命的任务就是建立新感性,其途径是艺术和审美。马尔库塞给资本主义痼疾开出的药方虽然可口但却不能治病。     

论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特质与正义价值

社会主义理论从其产生起,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批判各种社会思潮并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改造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性质,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以无产阶级的现实力量去历史地追求社会正义的活动,最终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彻底解放的过程。它理性地回应了当今许多国外学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各种质疑与批判。     

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

将经济学区分为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可以正确理解不同层面经济学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就经济学的核心层面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要素价值论这一根本问题上。但就表象形态而论,两者完全可以达成共识,也能够相互借鉴与相互融合,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中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创新,既要从本质层面上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髓思想,也要在表象层面上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这两方任何一方的偏失,都将影响中国主流经济学科学地、开放地、与时俱进地发展。     

美国科技革命的隐蔽基础：一个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解构国家、市场和科技革命的关系。正统经济学对国家角色的理解限定在“修复”市场失灵,至多承认“基础科学研究”的高外溢性使私人部门投资不足,并认为此时国家投资才是正当的。然而,经济史的研究揭示,美国科技革命是国家计划性投资全新未知领域整个创新链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为创新企业提供高风险的长期融资）的结果。非正统经济学提出“市场塑形／市场创造理论”,认为国家可以创造市场,而绝不仅仅是修复市场。私人部门只是在新市场已经创造出来以后才进入。自由竞争促进技术进步存在着天然的界限,即“已投资资本贬值”与“技术进步引致的成本削减”之间的对比关系。在后者不足以抵消前者的场合,有能力控制价格、阻止其他厂商进入的寡头就会倾向于避免已投资资本的贬值,阻碍技术进步。解决困境的途径是,一个跨越私人寡头局部利益的组织,即国家,以联合的总资本的身份执行生产和投资。     

“劳动力商品论”批判——劳动商品性质问题讨论集之二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都曾证明过劳动力商品的观点,而且还以为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根据的。对此,本文不予赞同。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证明劳动力商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证明劳动力商品观点的学者们基本上都误解了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证明的劳动力商品范畴是反映社会本质关系的范畴,它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是正确的,但是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就是不正确的了。     

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辨析

本文在介绍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的具体界定后,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具体属性进行了辩证分析,强调了二者的相互渗透与影响。     

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新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潮,显示了变革生产和变革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特点。新科技革命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西方学者提出“技术统治”论、“未来主义”、“权力转移”论等各式各样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寻找资本主义克服危机、获得永生的出路。从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上看,新科技革命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变革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社会准备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詹姆斯·奥康纳的危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奥康纳的危机理论是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理论不仅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而且对我国建设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

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前人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可以为我们创新现代中国理论经济学,提供一种比西方经济学更具包容性的基础.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经济学有西方经济学的交换价值概念,但西方经济学却没有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概念;西方经济学一般把资本定义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和时代的生产工具,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资本既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自然属性,又有仅适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不同社会属性;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只将劳动者定义为可以发出某种自然力的有用物,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劳动者除了可以发出自然力以外,还拥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论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

本文对马克思价值与分配理论的分析,联系到本人在研究剑桥资本争论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即目前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指标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关系无关,而只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如果该结论成立,那么只有重新申明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和基本结论,通过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建立新的马克思价值与分配理论体系,才能得出对现实问题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比较

劳动力迁移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的社会现象,也是多数经济学流派所关注的研究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共同勾画出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两类理论流派在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城乡分割的作用以及教育对劳动力迁移就业的影响等方面具有相通之处,然而二者在研究劳动力迁移的动因、剩余劳动力的来源、劳动力迁移的拐点、劳动力流动与空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观点分歧.比较这两类流派下的劳动力迁移的理论观点不仅有利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能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和解决劳动力迁移问题带来一定的启示.     

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

人类从依据不完全信息的理性选择模式,走向试图从大数据中获取完全信息的理性选择模式,这一过程是大数据广泛运用的结果,它标志着一场由人工智能引发而波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数据革命的到来。大数据革命包括宽泛的内容,涉及云平台、云计算、机器学习、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由于大数据革命有可能给人类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因而对于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应用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之上的,如果人类能够得到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现有经济学理论将出现危机而需创新。文章拟结合现阶段大数据的应用,分析理性选择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业规制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文章重点说明了当人类决策的信息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创新方向和途径的变化,力图勾勒大数据革命背景下的经济学创新图景。     

科技革命中的资本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科技革命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也使资本主义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推动了产权社会化和经济国际化,也为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准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重新认识社会化的本质和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科技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因而它不仅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