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陷阱”的跨越

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由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的必然趋势,昭示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现代方向,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早发形态,西方式现代化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并非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跨越西方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马尔库塞陷阱”“库兹涅茨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开创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愿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参考和新选择。     

以“三个代表”为纲领全面加强党的现代化建设

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的执政党 ,必须首先实现自身建设的现代化。这是党的性质的内在要求和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基本保证。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 2 1世纪 ,怎样把我们党建设成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 ,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根本指导思想。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党的建设 ,最根本的就是要改革那些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习惯和做法 ,大胆探索与“三个代表”要求相适应的途径和措施 ,进一步实现党的队伍素质的时代化、党内生活民主化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化     

养老机构应该硬件提升和亲情服务“两手抓”

正近日,笔者随有关单位到一家养老机构例行工作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不禁对该单位打造成宾馆加医院的模式心表称赞。比方说房屋内外结构、摆设装饰都是模拟星级宾馆,华丽、整洁、卫生,院内配有专职医护人员。但是,心里总感觉这样的养老机构过于倾力硬件的投资,而忽略因老年人生活习惯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层次需求服务,这样去谈安老、养老恐怕有点欠缺。在检查工作过程中,首先看到的是收费问题,因为硬件提升,保证金显得过高。这样就造成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老人只能望而     

从“前现代”到“现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剧的“现代化叙事”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变化，《篱笆女人和狗》、《轱辘女人和井》和《乡村爱情》等当代电视“乡村剧”，通过影像故事参与了“现代化叙事”，反映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剧“现代化”叙事的变化及其原因。     

“中国之治”的绿色现代化图景

"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将党治、法治、德治和美治深度整合,形成既有政治定力又有社会合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对此作出系统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的生态文明向度,标志着绿色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绿色现代化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的现代化,呈现出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经济与环境协调共进、环境公益与私人利益共容衡平等一系列新特征。实现绿色现代化,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并运行起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系统,从而筑牢"中国之治"的生态根基。     

俄罗斯地区经济的现代化与联邦·地方政府

本文首先概述俄罗斯区域经济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俄罗斯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特别是最近政府大力推进的现代化政策的具体内容。最后,将目光转向与中日关系密切的远东地区,考察该地区与亚洲展开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与存在的问题。     

“自然”之辩与新诗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传统“自然”范畴在五四诗坛的接受,是以文学变革的话语形式呈现的.由于文化态度不同、诗学建设目标不同,“自然”在自由派和古典派诗论家眼里建构意义也各不相同,因此存在着文体上“绝对自然主义”与“规律主义”、韵律上“自然的音节”与“人工的音节”、境界上“推翻一切枷锁镣铐”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等一系列张力.两种“新诗现代化”方案既对峙对抗,又对话互补,构成了现代诗学建构的复调传统,其对新诗形式建设意义不可低估.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新时代”形成脉络探析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指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它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世界强国的时代,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也是世界现代化新格局基本形成时代和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开创时代。新时代缘起于21世纪初中国模式的形成,发端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明晰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中国突出表现,基本确定于2012年中国梦的提出,强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危险”的德国司机

“你的做法足以让我由于鄙视你,而离开你。”拓笔愤怒地冲着中国妻子子娟大声说。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及其比较

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战略安排上分为率先发展沿海和东部地区与继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两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依据,西部大开发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是一项长期、艰巨、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下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审视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既处于核心地位,也发挥着核心力量,自我革命既是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核心地位也有赖于自我革命得以巩固,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迫切需要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因此,自我革命是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必然选择,而党正是做到革故鼎新、守正出新,才能引领中国国家治理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     

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政伦理缺失的主体归因及内部防范

政府行政伦理的主体既包括各级政府机构,又应包括政府中行政人员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政伦理缺失的主体归因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价值失衡;行政主体的角色冲突;政府行政人员自身道德意识的缺失。政府行政伦理的内在制约对于行政伦理缺失的防范和制约具有长远、根本性的作用。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及其作用机制

围绕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存在着各种势力,也提出过各种不同主张。这些势力和主张的相互对立和统一,构成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建设的丰富画面。本文在着重考察日本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作用的基础上,从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对日本文化建设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论“东亚模式”中的文化因素对我国文化现代化的借鉴

文化现代化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深层变革,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共同构成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为了加速我国文化现代化,本文通过研究东亚模式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以求对我国文化现代化提供借鉴作用。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启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的现代化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道路和未来发展趋势,在我国现代化建设逐步推进的背景下,探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逻辑

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需要方法论自觉,方可深度理解这一新道路出场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中国逻辑和文明逻辑。笔者阐明:第一,"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理应涵盖革命逻辑和发展逻辑;第二,"两个大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的现实逻辑;第三,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新时代中国方案创新来解答关于世界现代性的"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创造;第四,从"文明互鉴"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新"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逻辑:第五,作为现实必然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自己的文明逻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爱心护理工程”公共服务价值

爱心护理工程是为高龄老人养老送终的公益事业。从政府社会治理的视角它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公共服务。当代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把高龄老人＂养老送终＂的爱心护理工程作为政府公共服务重要内涵,还有着特殊的国情和社会政策的影响。爱心护理工程在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爱心护理工程为高龄老人养老送终服务自身,它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路径做了有益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梦提出的国际背景——世界现代化模式多元并立与探索“进行时”新格局

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各国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大力调整和新探索中,世界现代化多元模式并立的格局更加明显:自由主义模式的霸权地位受到重创;非自由主义实践与探索取得一定成效——莱茵模式呈现出一定的适应力,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分道扬镳并成为金砖国家;拉美大力进行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中东经历阿拉伯之春却依然没有走上自由主义道路;中国模式及国际影响力得到普遍认可。同时,多元格局下的世界现代化模式还处于探索进行时的动态调整之中。这一新格局、新态势,不仅为中国大胆追求自己的中国梦提供了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有利的国际时机,也为中国梦的追求提供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