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庭坚“好诗”词风对宋词内质的重构

文章具体分析了黄庭坚所谓“好诗”词风的内涵,指出其词内蕴了江西诗风的二重性：既具有瘦劲典雅之气骨,也具有蕴藉静穆之意韵。气骨偏于诗质,意韵则是对词体内质的回溯和深化。黄庭坚正是以这种词风,参与了词中“宋调”内质的重新建构,并由此获得了词史上的一席之地。     

晁冲之诗歌“豪敛兼擅”论

晁冲之为人豪华自放，倜傥不羁，主体人格高扬，崇尚盛唐诗歌的风骨气象，发而为诗，有两种面貌：一为宋调，一为唐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由宋调向唐音的过渡。     

权德舆诗歌“承中有变”的历史功绩

权德舆作为中唐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以文名人仕，人相出将，曾主盟文坛“余二十年”。然而其政绩掩盖了诗名，后世对其评价也不甚高。不过，这位曾知掌贡举，广泛参与多种文学活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坛活跃分子，其诗歌创作，既有“盛唐余响”，亦有典型的中唐风貌，体现出“承中有变”的过渡诗风，对中唐文学观念的渐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的诗学理论,它要求诗歌创作抒发诗人的性情,并通过“比兴”表现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杜甫更强调诗人的内在复杂情感与外在景物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杜甫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兴寄”说．即在注重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秋兴八首》正是杜甫“沉郁顿挫”...     

传承弘扬三苏文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苏东坡“活法”的实践创造说起

苏东坡的“活法”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北宋胡宿最早提出诗学“活法”说。苏东坡的诗文集中虽未发现“活法”二字,仅在其《东坡志林》卷八里有“法活”二字,但这无碍他将胡宿提出的“活法”说扩充拓展应用到极致。“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对“活法”说,应该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更大的传统文化格局下重新审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如何因“活”而“活”,是人类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命题。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和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文化文明,要注意大众与小众、专业与现实、话语表达等关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袁枚“性灵说”论略

本文具体分析了“性灵说”形成的基础,袁枚倡导“性灵说”的原因,“性灵说”的主要内容与观点。认为“性灵说”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强调个体意识,肯定感性欲求作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取代．反映出一种要求解放传统束缚和文学自由的倾向,在清代诗歌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扭转诗风的重要意义。     

理学诗派与晚宋诗坛

南渡后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学,日趋走向世俗化,对宋人的思想世界与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晚宋理学诗派坚持风雅正统观,在文道关系上普遍持道先诗后、道本文末的观念,强调诗歌创作应本诸六经、四书等儒家传统经典。对"中庸"之道的追求使理学诗派更倾向于温柔敦厚、自然平淡的诗风。理学诗人还提出诗歌须有为而作,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在理学风行的背景下,江湖诗派和遗民诗人的创作都深深打上了理学诗观的烙印。理学诗派在推动宋调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宋调的终结。     

略论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可能——以语义学分析为线索

“宗唐得古”是元诗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这种后来的归纳与认定却被过度引申.客观史料和语义学的分析证明: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引申必须得到限制,它只能在“陈述”与“总结”的基础上被理解;元诗的理论口号与实践间存在巨大差异,由口号上的“宗唐”得出元诗“反宋”的引申并不能成立;元代诗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官方“雅正”诗风建立的过程,元人自身的陈述既剖明又遮蔽了历史.     

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论康、乾时期的诗风转变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王士倡导的“神韵诗”是对清初激越诗风的一种修正与发展,而乾隆时期袁枚倡导的“性灵待问,既是对“神的诗”说的扬弃与发展,也为清末诗歌革新开了先声。这两次诗风转变实际上构成了连接清初和清本诗歌创作鼎盛的桥梁。经过这两次诗风转变,清诗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南社及其主导的“宗唐文学观”

南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民族主义大旗下掩盖了许多矛盾、对立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倾向。但南社仍有一个主导的文学观,这就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反映了南社作为进步团体的特征的“宗唐文学观”。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正在于其时代精神相契合,而契合点即是南社精神与唐音传统中共有的反抗、进取的特点。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宗宋转向

李东阳诗歌创作既有台阁体面貌,也展现出其诗歌创作的转向,其诗风渐趋沉郁、硬瘦,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李东阳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诗人,其诗学主张兼顾宋诗,他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其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转向宗宋的必然性。     

"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 ,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 ,因爱而求“真与美” ,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 ,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 ,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 ,同时也对于把握 2 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 2 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 ,不无裨益。     

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概论

“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按诗体形式和艺术风格将其分为“旧体诗”和“新诗”两大块。“旧体诗”创作以“颂歌型”为主，明显带有传统“克智”艺术技巧及民间文学的色彩；而“新诗”创作则呈现题材广泛性、风格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两类母语诗歌创作都在开拓与超越上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丕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上官体"诗学理论辑议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体”对一代“唐音”的形成影响深远。他们不但留下了一批颇具新意的诗作,而且有明确的诗学主张来倡导“新变”诗风。通过现存资料的网罗勾稽,可以见出,“上官体”诗学理论内容涉及声律、对偶等艺术手法和情志意兴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从诗风流变的角度而言,已超越了唐初诗风之“学术化”,趋向,而呈现出唐诗风貌的端倪。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趋同与立异——李益早期诗歌创作探论

大历时期是李益诗歌创作的成长期。典型的大历诗风在他的送别酬赠之作中留下了明显的印痕;而在表现着汉魏遗风和盛唐余韵的"华州诗"以及少数表现人生理想的古体诗中又洋溢着诗人迥异时流的叛逆精神。李益的早期诗歌创作之于大历诗风既有趋同的一面,又有立异的一面;而后一方面尤为可贵。     

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变”案——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且摹拟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草),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夏竦告变”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国际学界对康德《遗著》研究综述

《遗著》是国际学界研究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所谓“过渡”问题、“漏洞”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上。国际学界关于“过渡”的基本观念及其起源问题存在五种观点;关于“漏洞”问题及其与“过渡”问题的关系,也有四种不同的看法。这些研究表明,必须联系《纯粹理性批判》等来理解《遗著》。解释《遗著》对重解康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