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角探析和谐城市的社会分层——以西安社会分层为例

社会分层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的一定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社会分层的实质是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状况。西安社会阶层目前已经分化为党政机关和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上述十大社会阶层在全国大城市具有代表性。社会阶层不和谐的主要问题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处于明显劣势;产业工人的地位迅速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社会阶层的地位迅速上升;贫富不均。西安对全国构建和谐社会阶层的启示包括:关键要真正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施意见;市委和市政府尽快建立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公民应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就业和再就业应列为"一把手工程";设立"弱势阶层受损补偿准备金";大城市应构建"菱形社会结构",尽快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大城市应多管齐下,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向弱势阶层倾斜;我们应在所有城市社区居委会和农村社区的村委会设立"民意接待室";新建"和谐社会指标考核体系"。     

谁在网络中抱怨——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

对于今天网络中的怨气,现有观点或从现实社会找根源,或从网络技术进行归因.这种思维逻辑面临着治理的风险.本文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提出研究假设:网络社会分层将那些原本处于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边缘位置的阶层群体推到了网络社会精英位置,网络社会中弥漫的抱怨不过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权威进行挑战的工具,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权力与财富机制的质疑,是对现有社会秩序与传统权威挑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设.这暗示着今天在进行网络社会治理时,如何从网络社会分层的角度切入是推进社会秩序与进步的重要面向.     

微型社区视角下“玉村”社会分层研究

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云南三村》中商业化入侵度最高的玉村,现已发展成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区。以土地、市场、人口等要素视角,从城市征地、商业化、人口流迁中揭示玉村社会分层现象和传统乡土社会的没落。     

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尽管在有关社会分层的几乎所有方面人们的看法都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这30年中,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在社会分层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中(阶层结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本文将主要关注阶层结构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都可以从阶层结构的视角上得到解释.     

墨子“尚同观”与涂尔干“社会团结观”之比较——基于管理伦理的视角

墨子与涂尔干一个明显的思想共鸣是对于社会群体的认识和提倡。两者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结成协调一致的组织关系的必要性,但在如何维护组织关系方面却存在不同。在以往对墨子思想的剖析中,许多研究者仅仅针对墨子尚同观念进行整体性的释义,而墨子的尚同思想可以从行为尚同观和道德尚同观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在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涂尔干所倡导的团结基于并囿于行会制度的规范,而墨子更勇于追求基于道德认同的团结。中西方＂观社会＂的不同视角或将管理伦理带入更深的思考。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及其规避——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明显。而且这种风险的分布符合"泰坦尼克定律"①关于社会风险依据社会等级进行分配的原则,即社会等级越高,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小;社会等级越低,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大。由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等级的底层,他们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鲜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社会风险必然较大。对此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现行的社会政策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九点看法和六点风险规避策略与社会政策倡导建议。     

青少年犯罪原因剖析——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分析视角

本文以社会学的“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的宏观支持系统(国家支持子系统)、中观支持系统(群体支持子系统)、微观支持系统(个体支持子系统)的缺陷,再从社会支持的性质角度分析了支持现状的不足。重点分析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犯罪的直接关系,提出通过完善青少年社会支持系统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策略。     

土地流转给农村基层民主带来的契机和挑战——以阶层结构为分析视角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土地的流转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着农村利益分配和重组,进而导致农村既有的阶层结构发生分化和重构。所以,土地流转已经或者说正在成为农村社会成员实现社会流动的一个阶梯,这一社会现象对农村基层民主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从历时态的角度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结构重组的影响过程,并且借助阶层结构变化这一中间机制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基层政治带来的契机和挑战。     

珠三角不同类型社区的社会组织发展特点比较分析——以中山市为调研个案

社区社会组织在加强社区管理、推进社区自治、培育社区文化、推进社区公益方面日益凸显其独特的优势与功能。但由于各社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居民的结构、文化基础等方面的差别,不同类型的社区其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特点以及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也各不一样。文章以中山市为调研个案,对珠三角的不同类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     

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原则分析——以社会正义为视角

社会正义是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崇高目标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从社会正义的视角来解读以人为本,对于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和解何以可能?——以恢复性正义为视角的分析

恢复性正义的核心是疗治创伤、复原破裂的关系。它倡导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和解思路,不仅强调化解社会成员内心中的怨恨、愤恨或者憎恨,而且强调矫正社会结构中的关系不正义,预防潜在的或潜伏着的社会伤害行为,变革蕴含着结构性暴力与符号暴力的制度安排。在实现恢复性正义的过程中,和平、真相、责任与宽恕是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在这"四要素"得到实现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从社会伤害行为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或恢复相互承认,实现和解。     

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民众诉求渠道疏导机制探析——以“万警进社区”和“义马模式”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群体利益分化日益显著,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同时,民众表达自身诉求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我国尚缺少合理的、畅通的、制度化的诉求渠道,社会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和工作理念也有待提高。因此,本文主要从对郑州市"万警进社区"活动及信访工作的"义马模式"的分析出发,表明完善民众诉求渠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在理清民众诉求渠道与社会管理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健全民众诉求渠道的可行的路径,主要包括坚持贴近群众原则、引入社会工作方法、培育社会组织,以及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等。     

浅谈中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对比——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为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最先产生在美国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贝利一多德的论战”中确立企业应该负有社会责任；直到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CRS三同心圆”理论，即企业要依次承担发展经济、平衡社会、改善环境3个层次、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行动及其情境——以温州人“炒房”行动为视角

一般地,社会行动总是会指向某个目标或多个目标。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行动的目标选择更多地会指向经济利益。而主体要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采取团体行动是较佳的选择方式之一。不过,社会行动会受多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利＂、＂理＂、＂情＂、＂缘＂就是其中的几个重要因素。     

“工地社会”失范及其社会工作矫治——以“欠薪”为例

“工地社会”是指以劳动力产权关系为纽带,由众多具有不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行动者所组成的小型社会。“工地社会”是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受经济利益、社会关系、价值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极易产生“工地社会”失范,其中工资拖欠问题最为典型。本文从社会失范角度分析“工地社会”失范的突出问题——工资拖欠,分析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并进一步提出矫治“工地社会”失范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     

多元化的平成日本社会结构演变分析——基于“菊花”与“社会5.0”的视角

安倍首相第二次执政以来实现了政治稳定,但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2019年日本就发生了天皇生前退位、对韩实施贸易制裁和政治丑闻等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现象。要理解日本社会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结构变化及其原因,需要由表及里和抓住重点进行分析。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花与刀"来表征日本民族与社会的多重性,在分析当今日本社会结构变化中仍然具有现实性和重要启示。贯穿于整个平成时期的经济低迷和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使日本社会生态和社会结构发了重大变化,如在日本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众多中小企业后继无人,日本社会的"下流化"等。安倍上台后,实施以宽松金融为主的"安倍经济学",试图实现经济振兴,近来更是大力推进"社会5.0"政策,试图以此作为推动日本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在安倍政府积极推进社会经济政策的同时,日本政治则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倾向,右倾势力的增强导致了政府决策过程和政策内容的扭曲,也同前述的天皇退位存在着联系,其实质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     

全球视角下公司社会责任及对中国的启示——以“福岛核事故”中“东电公司”为中心的观察

随着公司这一重要商业组织的发展,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一课题已经为当下法学界、商界及政府监管部门所关注。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公司社会责任＂被迫＂吸引来了民众与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公司承担社会理念风靡全球有其独有的背景与内涵,虽然我们对其真意尚未完全探知,但其对公司、对股东、对资本市场乃至于对社会及国家的重要性已经不为我们所怀疑。中国公司即便面临转型经济下发展的困惑乃至瓶颈,都应克服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压力,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     

社会教育学视角下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新探索--以“华仁模式”为例

社会教育学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也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社会工作,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国内率先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和创立一种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本文以“华仁模式”为例,从社会教育学的视角探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一个综合性服务领域的理论基础、功能定位、实践操作和职业发展。在界定基本概念并阐述“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关系之后,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了“华仁模式”的主要特点：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并分析“华仁模式”对国内丰富和发展社会教育学领域的推动意义。     

“两型社会”试验背景下政府非理性行为的法学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视角

2007年11月,武汉城市圈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圈内1+8个城市之前的交流和发展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各城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则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需要尽最大努力带动整个城市圈实现自我完善与大幅跨越。然而由于时间较短,层次较浅,目前政府行为仍存在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非理性因素,且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体化。本文在调研的实践基础之上,拟通过以两型社会为研究背景,从法学的视角对武汉城市圈建设过程中的政府非理性行为予以评估,分析相关原因并提出改良对策。     

分类负责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以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为例

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组织获得了生长的契机,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转型带来的全面变革使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北京市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契机,对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了分类负责模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