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政府还是有效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去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人性假设,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面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人学基础考察,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全面深改"阶段的中国政治社会新常态,不如说是为着更多新的、有价值的政治思想资源和政治制胜方法论。     

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人性论

"人是什么"是康德纯粹哲学之终极关切。尽管康德用哲学人类学来回答这一深刻命题,然而事实上,其宗教哲学专著《纯粹理性界线内的宗教》已经开始了对人性的研究,这体现了康德对"神-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强烈关切和深刻反思。康德认为,人之本性为自由。在自由的人性中,存在着向善的禀性和向恶的倾向两个维度。人性之根本使命是发动心灵的本体革命,做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德性之事。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是如同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哲学家那样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探讨人类行为的学说,而是在思想范式的意义上探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学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在于:它不是对传统理论哲学问题的解决,而是消解了心/物、思维/存在的关系问题,转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域,实现了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其当代意义在于: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主题,提供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哲学基础,深化了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和人性的完善,恢复了哲学的地位和尊严,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换。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人性、人性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人性化"构成理解与解释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性乃是为历史与现实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哲学的意义上得益于人性的回归;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基本社会问题与障碍.则与人性这一"双刃剑"的负面结果有关.因而人的自利自爱本性与现代性的人性化目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是比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更为根本性的矛盾.与"理性化"相比,"人性化"显然是一个更高的范畴.它已成为世界潮流.作为后发的现代性国家,我们应当以"人性化"为目标.     

从思辨哲学的人性理论到人性研究的实证科学

本文首先对传统的思辨哲学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考察,指出思辨哲学的人性理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缺陷1、人与动物界的严格划界,轻视人的生物学天性及其作用.2、本质论的观点.3、直觉与思辨的方法.4、个体性、主观性、片面性和排它性.这四个缺陷长期以来阻碍了哲学在人性研究上的深入和发展.继而指出,19世纪后期以来的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等各门实证科学在人性研究上已有许多重大突破,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新的哲学的人性研究必须改变传统的研究方法,深入到这些实证科学中去了解它们提供的实证资料和研究成果,才能对人性问题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答.     

中国近代人学研究的新走向——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话语结构上,古代断言人性是善或恶,近代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在考察原则上,古代热衷于价值判断,近代习惯于事实判断;在对人的模塑上,古代要求人去恶从善,近代让人追求幸福、逃避痛苦;在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实现上,古代宣称命运前定、让人安于现状,近代坚信命运自造、鼓励奋争和进取.这些区别反映了中国伦理哲学一以贯之的共同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近代伦理哲学不同于古代的转型特征,对于理解近代哲学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刍议审判哲学及其理论建构

审判哲学是关于司法审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应当是法哲学的一个部门或者分支,是研究司法审判现象及其关系的学问。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看,审判哲学本质上是理念哲学。审判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诉权与审判权两个最核心的范畴,以及争点、规范、主体、行为四个基本范畴。诉权与审判权的准确界定及其关系的合理定位,决定着司法审判的基本走向和运作模式。争点、规范、主体、行为四个基本范畴既具有独立的内涵,又相互联系和作用,构成了整个司法审判过程的主线和纽结,司法审判实际上是主体在规范的基础上,针对争点的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问题是审判哲学的基本问题。司法审判的哲学化需要达到应然、主观、超验等基本要求。     

解读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兼评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

自然法是一种需要通过人类本性倾向即人的理性知识去加以发现的不成文法.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张扬人的理性.因而,存在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和目的,并能够通过实在法使其具体化并得到补充的自然法,而这种自然法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探讨予以发现或者设计,从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达到人类道德的理想目标,这便构成了自然法意义上刑法哲学的理论基础.这样,自然意义上的刑法哲学的合理内核则是在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关注超越了社会的规范性秩序的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刑法的一般命题和行为规则.     

“现实”的实践性反思及其价值论澄明——马克思新哲学观的确立及革命意义

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新哲学,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为直接对象,开显了哲学关注、思考和重构现实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先河。这一以"现实"为逻辑规制的新哲学,秉持"社会化了的人类"对于"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超越与矫正性逻辑,为历史理性的自我变革做了新的奠基,开创了形态学意义上"文明人类的新哲学"或"哲学的文明新时代",体现并彰显了文明人类实践性理智觉醒的新思想高度;而其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宏伟宣言以及所坚定高扬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旗帜,表征了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哲学之新文明高度意义上最为鲜明、最为深刻的人学价值论旨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开显的,是先进、合理的社会公共价值导向、"美好生活"本位的文明新现实,有力地彰显了中国道路及其伟大创新实践之巨大的感召力和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在当代问题中重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性取决于它是否切入了我们的时代问题所在的核心 ,并对此核心有它自己的深刻洞见。对这一点进行辨析 ,要求我们重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哲学革命”有两种可能的性质 ,一是用某种新的体系构造排除了既往哲学争辩的基本难题 (如康德 ) ,从而为哲学理论的继续发展赢得新的天地 ;一是从根本上反省哲学本身的传统 ,以此重新规定思想的任务 ,以回答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根本挑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实践概念和“历史科学”概念的扼要讨论 ,指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属于后一种性质 ,并兼而论及马克思学说对当代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之出路的启示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缘何未成为全球化大厦担纲之梁--谈逻辑与分析理性

中华传统文化缺少分析理性,这是它不能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原因.辩证理性需要分析理性的"监督",否则就会沦为诡辩.哲学曾经历的庸俗化需要基于分析理性加以清理.现代逻辑的重大成果是分析理性的杰作,其丰富的哲学营养和对传统哲学思考的挑战应当引起哲学家的关注.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塑造论哲学与物理实在问题的研究

“实在”的观念是确认客观性原则合理性的前提,亦是深入把握客观性原则的关键。波尔等人建立在量子力学之上的物理实在观对传统的实在观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理解传统实在观在现代物理学中面临的困难,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走向反实在论,从而修改和补充我们的实在观念以涵盖具有特异性质的微观实在,驳斥反实在论者的挑战,是实在论者的一项紧迫而必做的任务。而塑造论哲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视域。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书名

《形而上学》这个书名的误用,不仅误解了古希腊哲学,而且还误导了人类对哲学的理解和应用。笔者经过数年的研究发现,这本被后人称为《形而上学》的著作应该叫《论哲学》。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部《论哲学》中概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诸如哲学的对象、目标、任务和哲学内容的划分以及哲学的目的等等。     

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黑格尔哲学视阈中的"反思"及其效应--兼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反思"

黑格尔哲学因自身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其"反思"概念的意义敞开也相应经历了多层次的环节运演,就其内蕴的特殊涵义而言,一般可分为"内向的反思"和"反思的反思"两种."反思"作为中介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精神自我发展内在力量的必要条件.综观胡塞尔"现象学哲学","反思"作为其理论自身的重要方法论,同黑格尔的"反思"概念存在着特殊的反思关系.胡塞尔对黑格尔"反思"概念的批判与超越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克服近代主客思维模式的一种可能.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