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易》、帛书《易》与传世本《易》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问题

《周易》研究,在历史上分象数、义理两大学派,因而形成《周易》研究的象数易和义理易两大领域,但由于不重视语言文字,造成了“狐不守丘,叶不归根”的局面。《周易》的现代研究,应当接收历史的教训,以语言文字研究为基础,包括象数、义理、语言文字三大内容。针对《周易》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帛书《易》、竹书《易》语言研究的现状,目前亟需解决与语言文字有关的版本问题,《周易》语言文字的性质特点、时代性问题,《周易》语言的口语性、社会性问题,古音通假问题等,以纠正《周易》语言文字研究中一些错误倾向。     

《屯》卦考

《周易·屯卦》是六十四卦之一,“屯”是“春”之古字,从文字学上“屯”“春”一也,在哲学上《周易》经传都是从春天的角度阐发其哲学意义的。根据古代春天尚生的原则,又从婚姻礼俗学与《周易》结构学证明,《屯》卦是从天地人三方面完整地表现了春天的风貌:自天言之,描写的是春天雷雨之象;自地言之,是春天草木破土之形;自人言之,表现的是春天“劝生”之俗。《屯》卦阐释的“生”的意义正是由春天的意义引发出来的。     

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从周敦颐的易学观看宋明理学的逻辑起点

宋初,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与《通书》,通过对《周易》阴阳哲学原理的阐发,并结合儒家人文主义价值理想,推《周易》为“性命之源”,进而提出一个与佛老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周敦颐教人从太极到立人极至最后成圣,力图沟通天道之理与人心性命,为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哲学建立了一个形而上的理论起点,不仅把儒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回应了佛老二教的诘难。周敦颐的思想文章中也称为其易学观。     

《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

《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作者刘勰是参照《周易》数理阐明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所以在书中作了专篇论述;其中“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兑”、“离”、“巽”、“坎”八卦,所以统一列入《体性》篇。“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的分组关系表明,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之时,是以文王八卦序列为模型的;而其理论基础,则是主要由《周易》表述的古代宇宙哲学。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周易》的中道思想论

中道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居于十分重要和显著的地位。时间最早并且较为系统地论述这一思想的应当首推《周易》。有学者说:“《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敝之,曰‘中’而已矣！”(钱基博:《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古今许多国学家都有类似的说法,比较一致地肯定了《周易》这一基本思想。 《周易》多用“中”、“中正”、“中行”和“中道”等概念,本文统称为“中道”。因为,“中道,中正之大道也。”(赵歧;《孟子注疏》)“中道”一词可以涵括其他词语关于这一思想的意义,所以,综合曰:“中道思想”。本文拟于前贤论述《周易》“中”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希求系统深入并有所前进。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的转进——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焉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从而在内圣外王两方面将《中庸》进一步大大推进了,这客观上为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郭店楚简《成之》等篇杂志

《郭店楚墓竹简》自从1998年问世后,一直引起中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先秦文字、历史、思想等领域的热门对象。然由于此批竹简的复杂性,再加上研究时间不长,因而尚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解决,而这些问题又是与竹简内容的正确理解息息相关的。如果郭店楚简几篇儒家逸书中的部分问题能够解决,便能够对其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达到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成之》篇作两处简序上的调整及对某些字提出新的读法后,便突显出了其中“恒”、“疾”、“终”的进阶概念,关于圣人对善道之“不拾”观念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另外,对《唐虞之道》作简序调整,对《六德》中“多”字给新的解释,涉及问题虽小,但给先秦思想史研究带来的意义不可低估。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哲学也经历了由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诗经>大、小雅中的诸多诗篇,都印证了周人"天命"观念的嬗变,在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周人敬畏"天命",但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并沉溺于"天命",而是把"天命"作为王朝合理存在的依据."正雅"中的"天"虽威严却藐远,先祖的人事功业在其中却显要而明朗;"变雅"中"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又有很大不同.     

试论贾谊的哲学思想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贾谊的哲学思想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是"道"的本体论,后期则转向"天地生成"的自然观;贾谊后期在自然观上趋向于唯物主义,并逐步形成无神论思想;贾谊的"理势"观正是继承并发展了"道"、"理"观点而形成的;贾谊的易学思想继承、发挥了《周易》变易思想的落脚点,并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上;贾谊的道术思想企图突破道、儒两家的藩篱,"究天人之际",探索世界本原,为建立一个世界模式而努力;贾谊"礼"的思想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润滑油,也是上下层社会之间的调节剂,是一种统治方法。     

向历史寻求理论支撑点--30年代周作人推重明末公安派性灵小品原因考察及其他

30年代的周作人对明末性灵小品推重有加 ,这主要并不是一个对公安派及其发动的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 ,而是别有目的在。周作人首先是为 30年代风行文坛的闲适、幽默小品的出现寻求文学史的依据 ,从而为反击左翼文坛的批判取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出于对公安三袁处世态度、情感思想的认同 ,并兼有为争取知识分子读者群体的策略考虑。另外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在思想倾向、文艺观点等方面也有着比较价值。     

工程伦理“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

当代工程伦理规范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在于人们仅注重于寻求具体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对工程伦理规范“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的分析和研究。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应当”的话语系统表达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及至实现“好的生活”的努力,以规范、准则的存在样态规约工程行为者的诸多责任。通过对工程实践反思性把握的总结、抽象和提炼,“应当”体现人在长期的工程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理想的、积极的工程与人、自然、社会交往方式、存在样式,同时又构成对工程行为者的规范性视角,将“我”所应担负的责任或义务形式化。     

东周伦理形态的转型与演进

中国古代伦理形态在东周时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是从西周神与人关系下的政治宗教伦理形态开始向现实的人与人关系下的社会伦理形态转变,随之反映各种社会伦理关系的道德范畴也应运而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古代伦理形态的基本范型—"五伦"社会伦理形态。     

管仲的伦理思想初探

管仲的伦理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基本上是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核心是“礼”,但管仲所维护的“礼”已与传统的“周礼”相去甚远;“仁”是春秋时期的新道德观念,虽然不能肯定管仲一定提出过“仁”的概念,但其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却为“仁”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管仲对伦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德基础论。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贾谊哲学中“六”的本源与本体地位及其思想传承

在贾谊哲学思想中,天地万物是道与德以数字"六"为基数衍化的结果,而且,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六"与道、德便内在于天地万物.因此,数字"六"不仅具有本源地位,而且具有本体地位.贾谊这种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传承.     

西周“德治”思想再探讨

西周的"德治"思想是在周人天命观的支配下建立起来的一套针对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政治统治思想,它是一个有具体内容的政治概念,反映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早期国家政治治理的特点.     

论“和”与“全球化”

和,和而不同,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内涵丰富而且历史悠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不仅如此,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了全球,上世纪90年代起出现的全球化趋向,就是和,和而不同的必然反映和写照。同时和,和而不同引领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使全球化展现其鲜明的活力和生机,为人类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以及应予追求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