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龄妇女孩次递进比分析

通过孩次递进比计算方法的比较选择,本文运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分别计算中国2000年育龄妇女的各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城乡孩次递进比、区域孩次递进比,揭示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分布状况.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了20多年,如何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标,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孩次生育概率影响因素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２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有关育龄妇女生育数据和村级社区资料,收集被调查县经济和省的生育政策数据,运用多层次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社区、县级和省级四个层次研究影响农村育龄妇女个体生育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年龄因素外,农村育龄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低孩次生育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孩次的增加,社会经济对孩次生育概率的作用逐渐减小,并且在县级和社区级的误差项逐渐增大,这说明育龄妇女高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并不能简单地用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来解释。随着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的降低,高孩次生育的影响因素研究应主要从文化因素上去考虑。     

从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变化看翼城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翼城县自1985年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其人口控制效果如何?本文利用时期孩次递进比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再通过该县试点前后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来从一个侧面说明翼城县试行这个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育龄妇女,其生育观念,优生节育知识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生育水平。本文从妇女的婚育年龄,总和生育率,活产子女,生育孩次构成等方面,来分析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研究

在对递进生育模式优点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文章以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式研究为例,分析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

随着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规模快速下降,中国能否避免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以及找到持续低生育率问题的主要原因等都是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以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受教育状况变化趋势的研究,提出总和生育率教育结构标准化和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分析中国低生育率机制形成的内部动力和关键因素。在对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结构进行预测基础上,研究受教育结构变化引起的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主要研究结果: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老化加速,2015年15-24岁低龄育龄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1/3。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梯度差距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离更替水平越远,生育多孩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若其他条件不变,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构成提高将会起到明显的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效果。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下降,教育结构变化的影响明显上升。预计到205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育龄妇女比例将接近70%,保守估计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超过1.40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在所难免,迫切需要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数据

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史研究

文章以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型,重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分析中国生育转变的基本特点,以期为深入研究中国生育问题和规律奠定基础。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第五次人口曾查资料,本文详细描述了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现状。并从实际出发,对影响广东省生育水平和生育机制的农村生育模式,生育孩次构成,文化水平和职业构成等四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就稳定广东省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科学管理等问题提出三点建议。     

利用人口普查资料测量小区域范围人群生育水平的方法

<正> 妇女生育水平是决定人口再生产过程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学和计划生育工作研究的重要内容。影响妇女生育状况的因素比较复杂,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构成因素,如总人口规模、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例、育龄妇女的年龄构成,等等;另一类是社会因素,如生育政策、文化水平、经济条件、居住地点、职业分布、民族和宗教信仰,等等。人口构成因素是决定妇女生育状况的基础,社会因素则是影响生育状况的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

本文使用1993、1997和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纵向追踪数据,探讨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的社会环境下,婚姻居住模式或家庭结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运用事件史分析技术(event history analysis),采用离散时间事件模型(discrete time hazard model),我们发现,居住模式影响妇女的生育行为,但其影响因孩次和居住制度而异:对二孩递进的作用大于对一孩递进的影响;从妻居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于从夫居。家庭结构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反映了代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也反映了不同居住制度下妇女在家庭、家族中的地位和家庭权力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