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

郑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字克柔,号板桥,是“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扬州八怪”是清朝“康乾盛世”形成的“扬州画派”的别称,是清朝文人画派的重要分支,是商品经济发展影响下文人画派必然产生嬗变的产物。清乾隆年间,正值封建的太平盛世,思想禁锢相对较少（尽管还存在着文字狱）。画坛上代表正统派的“四王”正处鼎盛时期。“扬州画派”在这时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从政治上看,扬州远离京城,非政治中心,思想较为开放,市民意识很强。从经济上看,扬州地处交通要道,商品经济发达,商贾云集,富甲一方,为艺术的繁荣和商品化…     

“扬州八怪中”两位徽州画家

“千古风流之地”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清康熙、乾隆年间经济文化鼎盛时期。扬州经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徽商。一部描写扬州乾隆时代实况的《扬州画舫录》，其中记载的徽商和徽籍文化人占着很大的比例。在我国画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扬州八怪”就有其中两位徽州人，一个是休宁的汪士慎，一个是歙县的罗聘。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与伍丹戈同志商榷

五丹戈同志所著《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一书,认为鸦片战争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商业交通的发达,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渐密切,因而形成了经一的国民经济。“在明代中叶,经一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了。”“到了清代,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联系比明代更密切的国民经济整体。”其所谓“统一的国民经济”或“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就是指统一市场或民族市场而言。     

二海农村发展的经验及借鉴意义

上海经济发达，农民收入、生活水平高于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本文从上海农村发展的实际出发。认为应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在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农村经济、农业问题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农村发展。     

黄山画派的阳明心学精神论纲——从渐江到黄宾虹

黄山画派是古今徽学文化的核心性组成部分，从渐江、查士标、汪之瑞、孙逸“新安四家”肇始，中经程邃、梅清及与黄山文化有关的“扬州八怪”领军人物高凤翰等人的经营，到黄宾虹，中国的山水画文化蔚蔚大观，黄山画派形成和发展为一个别具独色而又成果卓然的自足文化系统。黄山画派几近成为明清以降中国山水画的代名词，以其象征兼及写实的文化精神代表了中国山水画的正确发展方向。其中黄宾虹独领中国山水画的峰巅。黄山画派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良知即易”的王阳明心学精神的充分体现。并且在此心灵之心主导下，在纯静无二、一心相悟之基础上对产生于徽州的朱熹理学“格物致知”精神作了一定程度的兼容。正因为有如此的形而上之道所滋养，长期．以来的文人书画“南北宗”之纷争，在黄山画派文化中才得到化容。南宗画、北宗画各自的优点同时得到和谐的表达。黄山画派的阳明心学精神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前而已应运而生的新世文艺复兴中将大放异彩，画心独运，开启民智国慧。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中华文明连续性考察——基于“以民为本”理念的新视角

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居于首位，不仅因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更因其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发展的证明。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大河中唯一赓续绵延、源远流长的文明形态，其能够数千载一脉相承，必有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涵传承延续，也有与时俱进、不断鼎新的新要素持续融进。考察中华文明连续性有各种不同角度或视域，本文重点梳理分析流传千载、跨越时代的“以民为本”理念，并对其发展演进轨迹与治理绩效进行历史考察。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治理和经济政策之中，成为创造出灿烂的经济文化并很早发达于世界的重要思想源流，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民为本”向“一切为了人民”超越升华，“人民至上”成为“以民为本”理念的新境界，这赋予优秀传统理念鲜活的时代内涵。     

新海派批评论--从"上海新批评文丛"看"新海派批评"

“新海派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实属偶然。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批评群体果然存在的话，也并不是这些批评家们精心策划、“揭竿而起”或者有意为之，而且这种简单地将某一文学现象冠之于“新”的批评方式，本身就有违于我们称之为“新海派批评”的批评家们的批评观念。之所以说这一概念的提出纯属偶然，是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之初，有人策划了一套“上海新批评文丛”，其中有杨扬的《文学的年轮》、郜元宝的《另一种权利》、葛红兵的《轻快的柔板》、王宏图的《深谷中的霓虹》和张新颖的《火焰的心脏》，由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在…     

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成因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在实现路径上具有契合于自身国情的独特性质。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工农城乡关系等结构的转变,但中国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为组成要件的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推进的过程,这区别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现代化的“串联式”进程。在学理意义上,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依据是其具有实现“时间短”、推进“强度大”和发展“形态新”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导源于中国开放背景下的后发优势、大国经济中的地区试验和跨国比较中的制度优势,其中,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独特制度为“并联式”现代化的形成提供了根本保障。深刻理解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路径特征和形成逻辑,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创新和拓展已有的经济理论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实践启示。     

扩大上海工业产品出口的战略思考

“七五”期间,进一步扩大外贸出口和增加创汇,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最大创汇基地,不仅是全国四化建设对上海提出的一个希望,也是上海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水平,跻身国际经济分工目标的一个关键。 整个“六五”期间,上海外贸出口呈徘徊下降     

新重庆，站在历史新起点

有人把我国的长江经济带形象地比喻成一个大写英文字母“H”型的经济结构。中间一横是长江，右边一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竖和一横的交点就是龙头上海；左边一竖是西部资源富集地区，就是长江上游这部分，包括整个西南和部分西北，左边这一竖和一横的交点就是重庆。在长江经济带中可以形成一个以重庆为核心的西部增长极。     

霓虹灯下的叛逆——论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寻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它的产生与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独特的政治氛围、浓郁的商业气息以及发达的报刊行业有密切关系.本文侧重分析了海派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契合.     

“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

“海派”出现的历史背景。“海派”散文是“五四”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出现于文坛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历经转型期、追新期和由俗写雅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它作为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的创作,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在创作态度、主题取向、文化内质、美学格调诸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风貌,但无不与商品经济相联     

精神守望者的哀歌--论施济美小说精神内蕴的价值特征

施济美是近几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所开始关注的 4 0年代海派著名青年女作家。但其人生姿态与创作姿态均与当时典型海派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不同。对于 4 0年代人性普遍异化、精神普遍退场、世俗普遍泛化的都市市民人生 ,施济美表示出深长的绝望与忧伤。其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坚持“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精神立场 ,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最后”守望 ,成为对于现代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启示”。     

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

1933——1934年,现代文坛曾出现过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被人视为京派大师的沈从文当时发表过《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上海的一批作家表示不满,上海的某些作家也曾撰文予以反驳.海派,在苏汶看来,是一个恶意的名词,“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京派,无疑指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批居住于北京的文人了.多年以后,人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文坛的“京派”与“海派”,大多指当初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两类作家,前者秉有一份学院式的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正统优雅,含而不露;后者具有洋场恶少式的作风,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新奇、变化、     

历史契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理论创新首先是实践推动和主要创立者的创新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也离不开历史契机的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一系列历史契机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的政治交待启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萌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培育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土壤 ,“三讲”教育和广东考察催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全国各地的考察深化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 ,“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走向成熟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海派篆刻”的商业性格

“海派篆刻”的商业性格十分鲜明,立足文化产业的角度,以初析海派篆刻艺术市场形成为切入口,通过研讨民国时期海派篆刻市场的润例、篆刻消费群体、民国市场经济对海派篆刻市场的影响等问题,可以梳理出商业经济与海派印人的创作心态及其篆刻风格的内部关联,从而进一步厘清“海派篆刻”商业性格的实质.     

众多城市“技工荒”困境与大庆职业技术教育前景——关于实现大庆可持续发展新跨越的一点设想

从2003年起，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达城市相继出现了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局面，此种困境被形象地称为“技工荒”。“技工荒”对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从微观视角看，它制约了地区和企业的发展；从宏观视角看，它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产品质量提高、制约我国工业制品在全球开辟更为广阔市场的瓶颈。大庆作为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完全可以依托其在经济、科技、人才、信息、精神文明等方面存在的巨大优势，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大有一番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