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先秦知行范畴三论

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可追溯到先秦。老子、庄子和孟子确立了在主观世界中和谐统一的唯心主义知行观 ,为先验论前提下多种知行学说的萌发播散了充满活力的种子。墨子和荀子系统论述了行先知后的经验论知行观 ,并以此为方法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孕育了唯物主义知行观的多重萌芽。孔子及其弟子则用中庸的方法 ,多维度论述了知行统一思想 ,其中包涵着无法克服的内蕴矛盾。正是先秦知行范畴的丰富性和不成熟性 ,得以孕育出中国知行观的一切胚芽 ,成为知行范畴发展的逻辑起点     

强化知行合一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教育手段和形式.知行不一、知行脱节直接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切实强化知行合一,是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知行观比较

毛泽东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有不同的结果,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知行观是不同的。虽然两人都以革命领袖身份、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行关系,但他们是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探讨知行关系,对知行孰先孰后的结论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概述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推进20世纪船山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从理气观、性命论、知行观、历史哲学四个方面对船山思想作了积极的创造性的研究,并提出了王船山是中国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最高峰,是明清之际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等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船山学的研究。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宋明理学与小说表现手法

理学的精神理念不仅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内涵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由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受到过理学的灌输,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惊人地相似,其小说表现手段亦大同小异。理念先行与主题提前定位在理学诸多的哲学命题中,知与行是一对重要的范畴。知是道德知识,是主观性的,行是道德践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的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程朱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程颐曾用出门走路为例,表达了只有先知,然后才能行的观点。他在《论学篇》中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论学辩难穷理致知——试析张栻与朱熹关于理学观念的讨论

南宋中期两位著名理学家张栻和朱熹关于理学基本观念——太极、理道、原性、中庸、知行的反复论辩，这在理学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们之间存在深厚的情谊，由于穷理致知的论辩而将理学思辨达于精密细致的程度。他们虽然理学思想的渊源皆出自濂洛之学，基本观念一致，但某些具体问题又存在意见分歧，因此使理学思想丰富而深刻。他们表现的对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故在南宋中期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知行统一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知行统一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知行统一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开展此项工作的有效载体 ,只有相关环节充分认识到各自在实践中重要意义 ,起到相应的积极作用 ,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会在规范有序中进行 ,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也能够得以充分实现。     

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孔子以道德情感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以人性本善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荀子则以人性本恶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之基础,他们的不同主张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基础方面的讨论定下了基调。《中庸》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提出"知行相顾"作为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这无疑是对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问题的突破。     

前进在革命化的大道上——省、县农村文化工作队队員談上山下乡体会

湖北省农村文化工作队和故事员汇报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省、县文化工作队员们的一些小型座谈会,并个别访问了一些同志。他们热情洋溢地谈了参加文化工作队上山下乡的思想体会。这些思想体会表明,他们正在革命化的大道上举步前进。     

新时期加强大学生德育工作之我见

当前,面对大学生思想深层次的矛盾和困惑,必须强化德育工作,形成教育合力,引导大学生知行 统一,健康发展。     

从孙中山看中国近代知行观念的更新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未曾发生西方式的知识论转向,而是发生了中国特有的知行观转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他对知行范畴作了新的界定,重新探讨了知行关系,强调知与行之间的统一不再表现为单个人的"知行舍一",而是社会范围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了"知行分任"的结论.     

拟构道德知行测度理论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测度理论测量道德认知、道德行为状况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     

略论汉代和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汉代和宋明儒家学者董仲舒、扬雄、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统一思想的探析,认为强调知行统一,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中国伦理学的一个优长。自先秦至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对当今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     

论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运用

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 ,这就是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它可以展开为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四层互相联系的规定性。毛泽东、邓小平成功地继承和运用了这些优秀思想。比如 ,一天人与把握机遇 ;同真善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合知行”与实践和理论的统一、“道中庸”与防“左”反右     

船山学行对湘军经世的影响

王船山作为晚明理学集大成者,他的知行论和实学思想、历史观与政治伦理思想、经世变革思想、兵论思想,以及宏阔的儒学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都对晚清湘军经世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船山学行为湘军集团提供了经世活动的文化参照系,湘军集团则一定程度上执行了王船山等清初经世大儒的政治文化遗训。     

道德知行离合测度数学模型拟构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离合测度理论测量道德知、行的离合程度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知、行离合程序 ,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