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

在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的明清时期 ,崛起于西北的山陕商人 ,迅速将势力渗透到山东城乡。鲁西一带由于运河交通的便利 ,成为山陕商人的密集之地 ,鲁西南、鲁西北及鲁中地区也多有山陕商人的足迹 ;他们或设坊开店 ,或长途转贩 ,或建立会馆 ,或设立票庄 ,经营广泛 ,财力雄厚 ,乃至垄断了某些地方的食盐、粮食、棉布、典当、钱庄等行业。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对西部开发的历史贡献及其启迪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开发了西部各地的特色经济,为西部地区培植了市场购买能力,从而将西部地区纳入到全国经济运转的轨道;山陕商人促进了伊蒙草原畜牧经济的发展;山陕商人加强了中原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联系;山陕商人精心培植并促进了西部地区各行各业市场经济因素的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布号与布庄,是明清时期江南城镇中的棉布业商人组织。就布号与布庄的活动进行考察,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徽州商人、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在明清江南市镇活动的认识。     

论明清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特点--以工商会馆为例

明清山陕(或陕西、山西)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山陕商帮的形成.从山陕会馆创立的目的、方式、过程以及创立资金来源看,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     

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

本文认为,明清两代到云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主要有江西、浙江、湖广、山陕、安徽、闽粤、四川、贵州等地的商人。他们在云南所从事的主要是开中和商屯、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直接促进了云南农业、矿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崛起的云南商业资本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云南社会性质的质变。     

论清代前中期外省商人对湖南经济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来，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以至在全国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地域商人集团，他们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这些商人集团中，山陕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江苏商人、江西商人与湖南商业结下不解之缘。本文拟通过考察这些外省商人在湖南的经商活动来看它们对湖南经济的影响。一、外省商人在湖南的经商活动上述外省商人因其经营方式，经营特点，资本状…     

试论明清时期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明清经济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明清之际著名的商人集团就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山东商人、龙游商人、武安商人、宁绍商人、湖州商人、抚州商人、洞庭商人等。这些商人集团活动范围广,几乎无运弗届;经营业务多,可以说无所不包。他们不仅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     

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商人会馆大量涌现,这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商人会馆是各商帮活动和展示自我的根据地,凡会馆建筑、会馆的文化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     

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地域商人与明清时期浙北区域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各地域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在浙北地区相当活跃,对以蚕桑丝织业为代表的特色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外地商人在浙北地区经贸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浙北地区与周边、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交流,推动了浙北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和巩固了浙北地区的全国丝业经济中心地位。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招商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搞好招商引资必须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市场基础,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     

明代两淮运学倡设中的盐商地位变迁

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子弟遭遇异地科考困境.为此,两淮山陕籍盐商、徽籍盐商合力多次通过盐场官员奏请创建盐场运学来解决这个问题,虽一再被朝廷否决,但终于万历十三年以山陕籍盐商子弟可凭“商籍”异地科考而获部分解决.未沾优惠的徽籍盐商被迫继续向明朝廷吁请创建运学,但因此举已不符实力强大的山陕籍盐商利益而遭遇掣肘,最终两淮运学即使在得到崇祯皇帝允可情况下仍不免创建未果.明代两淮运学倡设始末反映出两淮盐商在实力和地位上的两方面变化:一是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因整体实力的增强而使其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提升,最终促使明廷出台举措解决其子弟异地科考问题;一是明代淮扬地区的盐商界是由山陕商人为主导的,尽管万历以后徽籍盐商实力大增,呈超越山陕籍盐商之势,但是,即便至明末山陕籍盐商在地位上仍不亚于徽籍盐商.     

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

明清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曾经活跃着各种商人集团,诸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福建海商和广州行商等。这些著名的商人集团,早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然而,与上述商人生长、存在的同时,另一支重要的商人力量也在形成发展,这就是佛山商人。佛山商人以其众多的人数,成功的经营,广阔的活动范围,为明清社会经脐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是,由于过去受史料的限制,对这个商人集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在收集整理佛山家族谱、乡志、碑刻等材料的基础上,拟对佛山商人集团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状况,作一比较详细的考察和估价。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的活动曾与江南市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活动对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镇经济的繁荣,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 闽粤商人集团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明清时期,其经商人数之众多,商业资本之雄厚,活动地区之广泛,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明人张瀚曾云:“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梃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汀漳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简。而兴泉地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1984年,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②。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梯二郎…     

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殷周到宋元,山西商人的活动都和政权有着一定的关联。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愈加紧密,进而发展成为大官商。下面仅就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作一探讨。首先,中国从南京条约之后,是以上海     

明清工商会馆"会底银两"资本运作方式探析——以山陕会馆为例

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分析了明清以来工商会馆"会底银两"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探讨了"会底银两"转化为资本灵活多样的运作方式及其及所带来的工商会馆性质的部分质变,揭示了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牛郎织女"流变考

"牛郎织女"传说有源于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日本福冈、山陕蒙黄河河套等说法,但经考证表明"牛郎织女"传说孕育起源于汉水流域的襄阳、南阳.东汉末年、南北朝、唐宋和明清时期传说在这里不断发展演变并向中原和江南传播.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在国内活动探略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积极从事国内贸易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明清两代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地方市场和区域大市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东南沿海一带的手工业还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粮食翩花、蚕丝等农产品以及棉布、丝绸、蔗糖、茶叶、烟草等手工业产品的大量投放市场,为商人的兴贩准备了充足的物资,而地区生产原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不平衡,又为商人的兴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如明清湖广、江浙等地粮产丰富,但福建却严重缺粮、同时也缺乏棉花、蚕丝等纺织原料,不得不仰赖于外地供给。“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化贩之温台…     

论清代徽商江春及其诗歌创作

明清两代文人和商人互动,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重视研究的课题。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巨商江春不仅进行了养士、组织雅集、刻书等文事活动,更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传世,提供了商人文学的研究样本。纵观其诗歌,可以看出江春有着与其商人身份不符的儒生情怀;通过对比其诗歌与文人诗,也可看出其诗中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务实精神与富贵气象,商人文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