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冲突与谈判解决冲突

说明:彼得·瓦伦斯汀(PETER·WALLENSTEEN)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政治学博士、副教授、所长。长期以来,从事国际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五月三日由京来宁访问,曾向有关单位的学者、研究人员作了题为《武装冲突与谈判解决冲突》的学术报告,并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现根据录音整理,摘要刊出,仅供参考。和平与冲突,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关于对个别战争爆发的研究较多,对总的战争爆发的研究却很少。当你读一下参加过战争的领导人所写的回忆录,就会知道,他们往往是把现代战争     

康德永久和平论中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

康德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永久和平是康德所规划的未来的社会状态。在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康德不同于卢梭与霍布斯等以往的哲学家,他选择了向前看,去探索如何规划未来世界。战争作为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法则,被强制性地施加于人类身上,成为激发人类道德觉醒的动力。战争与和平本是相反的量,但在走向永久和平状态的过程中却成为一对同向的量,并且战争变成和平的前提条件。永久和平将以终极战争为必然条件。对末日审判的极端恐惧迫使人类不得不作出其他理性的选择。然而,由于人类的自私倾向,以公民-法治原则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又是极难建立和维持的。康德最终富有预见性地看到商业精神在遏制战争和促进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康德将人类本性中的恶作为人类社会理性进步的原动力。于是,康德从理性角度为人类规划了能够走向永久和平的多重现实途径。     

导言

冲突与战争,给政治共同体带来震荡,有时还会导致其瓦解,并引发和加剧社会的深刻变迁。某个冲突解决或暂时停止了,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常常受到各式各样的盗用和解释。在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国家及其居民中,人们编造出种种“战后叙事”(post-war narra-tives),以描述他们的社会内部正在进行的重建进程。在使用“冲突后”(post-conflict)这一概念时,我们没有理会此种意见:post这个限定词可以允许人们在战争逻辑与和平逻辑之间来回摆动或倾斜;我们也没有理会对“冲突后”和平之可靠性与持久性的臆测。我们认为,战争与和平时期并不是理所…     

武装冲突法适用的时代问题与中国方案

随着科学技术、伦理观念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等的深刻变化，武装冲突法的适用方式在空间、对象、时间、权利和义务主体、条件和依据等维度上不断拓展：适用的冲突类型从国际武装冲突到非国际武装冲突，权利和义务主体也相应扩大；适用条件从要求冲突方皆为缔约方到取消“普遍参加”要求；适用依据从条约到习惯；适用的时间从武装冲突时期到和平时期；适用的空间从陆、海、空、地下战场直到网络空间；适用对象从传统各类野蛮残酷手段和武器到大威力新型常规武器、核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等。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武装冲突法适用规则的修订或新订，针对重要挑战和争议焦点，综合考虑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推出合理可行的中国方案。     

以和平的理念重塑国际传播秩序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最理想之境,不是在全球传播战争和冲突的价值理念,而是努力化解各冲突方之戾气,建构和平之舆论环境。重构和平传播理念,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组织要充分传播和平的正能量,这是解决人类心灵的困境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方案。     

冲突与战争的根源:三种主流国际战争观的分歧及其比较

国际和平是人类社会的理想,但国际和平不是自发实现的.人类一直在探求有关如何建立稳定的战争预防机制的问题.战争的本质与冲突的诱发机制恰恰构成了一个基础性的命题.本文阐述和比较了三种战争观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最能从本质上理解战争.因此,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框架内,整合其他战争观有价值的成分,以更好地理解战争为什么会发生.     

人类对和平的永恒追求

战争与和平对立统一、相互交织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主题,也因其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休戚相关,成为古今中外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体两面价值体的战争因其巨大的暴烈性和破坏性而成为人类追求和平的驱动力.古往今来,人们渴望和平,并以不同形式展开了对和平的追求.和平要比战争晚熟的特点使人类追求和平的道路充满坎坷和艰辛.21世纪维护和平防止战争仍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族群冲突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

冷战结束以来,以族群冲突为主要形态的内战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核心议程。关于族群冲突爆发的原因,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三大理论范式:本质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质主义强调族群与生俱来的仇恨,但它无法解释族群和平。工具主义强调政治精英对族群民族主义的操纵,但它无法解释这种操纵为何能够成功。建构主义则强调族群互动所建构的敌意,但它无法在冲突发生之前预测这种敌意。而战争研究中的讨价还价理论或许为解释族群冲突发生的原因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欧盟安全治理的挑战

关于欧盟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安全行为体,可以通过安全的三个职能:冲突预防、强制执行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以及和平治理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协调、管理、调节来评估。安全治理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它可以用来研究各种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对于概念化的欧盟安全政策制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编后三记

一当我审读《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之时 ,正是美英联军在伊拉克“倒萨”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海湾地区正成为世界上的最热点 ,和它最临近的也门 ,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最近 ,战争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战火不断 ,自然使人联想起文明交往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上海《探索与争鸣》2 0 0 3年第 3期刊登了该刊特约记者巨永明对我的一篇访谈录 ,题目是《从“文明交往论”看中东冲突问题》。其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在回答时 ,除了一般地从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石油、地缘诸因素分析之外 ,主要从人类文明交往中的战争与和平…     

国际教育交流与冲突化解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但人类冲突及冲突化解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代和平必须产生于世界文化的创造性对话之中。积极的和平意味着一种合作体系,人类能在其中向着一种和谐社会的美好方向持续发展。国际教育交流应该从自身及其对方的文化中汲取有关和平的理念,促进世界和平。国际教育交流是跨文化对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和平机制和手段,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和发挥。     

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武装无人机与国际战争规范的进化

冷战结束以来,跨国暴力冲突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暴力冲突虽然仍在发生,但数量逐渐递减;而国家行为体与恐怖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跨国暴力冲突的数量持续上升,已成为国际暴力冲突的重要形式。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对称性。在此背景下,规约国家行为体之间暴力冲突行为的既有国际战争规范面临挑战,存在进化的必要性。尽管武装无人机的使用给予国家行为体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相称"能力、强化了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的不对称性特点、延长和再造了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但其并不会直接引发既有国际战争规范的进化;只有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的形成才是引发既有国际战争规范进化的根本原因。     

和平学视域中的和平与冲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简介

战争一直与人类历史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因此,和平也就成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如果说,每一次战争劫难过后,都会燃起人们更强烈的对持久和平的渴望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劫难更使得渴望和平的人们痛定思痛,而和平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也由此而诞生。2005年3月由南京大学举办的“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从此次会议论文中精选4篇,在“当代西方研究:和平与冲突问题”专栏中发表。第一篇论文是国际和平学研究泰斗约翰·加尔通教授的…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成功审判战争罪犯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又成功审判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构成的战争罪。国际社会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谈判过程中,基于规范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尝试性地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战争罪,成为部分国家对《罗马规约》投反对票的理由之一。事实上,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准确界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严格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及规則,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作为战争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不应引发更多的歧异。     

试论毛泽东、邓小平的战争与平观

试论毛泽东、邓小平的战争与平观李战生战争与和平历来是人类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发表过许多论述，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思维特征和战略眼...     

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探析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和中国成为经济大国,胡锦涛将中华民族的一向追求与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类和的思想精髓有机统一,绘制了一幅乐观积极的世界图景。和谐世界立足人类关怀,放眼全球未来,既超越了大同世界尚需物质丰富的原始和谐,也超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路径的乌托邦和谐,又与和谐世界最高境界的共产主义相应相通,给人类以可依赖预期的美好憧憬。和谐世界建设不仅要消除战争,建设战争与冲突不在场的消极和平,实现持久和平,还要建立良好社会结构和环境,建设无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积极和平,实现共同繁荣与和谐,从而开辟了建设和平的广阔空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思想的新境界。     

从维持和平到强制和平——论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变化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自1948年首次实施以来,为制止武装冲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恢复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已成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象征”。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规模次数增多、职权范围扩大、大国参与等,并出现了从“维持和平”走向“强制和平”的迹象。在这其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让人关注。本文试从联合国维和行动产生的历史、宗旨、特征来阐述、分析它近年来的变化及其原因,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8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旧的矛盾未消除,新的冲突又不断涌现,世界不仅未见安宁,反而更趋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冷战期间曾一度沉寂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逐渐在国际舞台上活跃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动向,如何让联合国维和行动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正确运行,使之成为“联合国行之有效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机制”,是一个十分迫切和现实的课题。     

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遗产国际法律保护的历史演进

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遗产国际法律保护是文化遗产国际法律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再到“二战”,文化遗产所遭受的严重毁损和流失客观上导致了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遗产国际法律保护的萌芽、形成与发展。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遗产国际法律保护在历史演进中,以禁止战时掠夺为基本原则,不断完善法律规范、扩大保护范围、加重保护责任、加强保护措施,从而得以迅速发展。     

论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德性的堕落为例

本文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德性的堕落为例,浅析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作者分析了雅典人德性堕落的表现、原因和对当今国际政治的启示,认为道德和权力虽然存在冲突,但是在当今国际环境下,道德对各国的行为会形成一定的约束力,推动各国在一定程度采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     

《新战争与和平》与战争文学

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它从内容和表现特点上看是属于战争文学的范畴。著名的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美国当代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都是这一门类中的精品。李尔重的这部长篇巨著与这些世界名著相比,有所继承借鉴,更有所创新。概而言之:《新战争与和平》不是一部战争——生活小说,而是一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