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农民收入和负担、农业发展、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财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六个方面综述了学界关于取消农业税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探讨。综观已有研究,取消农业税对乡村社会发展存在正负双方面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农民减负增收,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人员,建立城乡一体化税制。但不利于农民纳税意识的培养、农村土地政策的稳定、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供给水平的稳步提高、化解乡镇和村级债务。因此,取消农业税后仍需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把保护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引导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取消农业税调整了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触及到了乡镇政府体制的改革。取消农业税带来了农村一系列的新问题,迫切需要乡镇政府进行职能转型。乡镇政府必须在重塑乡镇职能的前提下,完成乡镇政府的改革。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更新观念,重点是强化服务。     

税改后农村基层组织的被迫转型与主动选择

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至2006年,各省、区、市均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减轻乡村两级组织运转的行政成本,各地相继启动了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即乡村体制改革,主要是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合村并组,有些地方还取消了村民小组长；在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上,实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推行“花钱买服务”,促使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目前,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村体制改革的效应也开始显现。那么,改革后的乡村组织在实践中到底是如何定位的,绩效如何,换句话说就是,“改革后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干些什么事?”就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     

浅议取消农业税带来的问题

农业税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农村社会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地方政府和社会乱收税、乱收费的情况。但农业税取消,随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制约了农村基层政府功能的发挥;人地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等。就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新农业税的税率涨幅惊人,农村基层政权及组织运转困难,政府小集团利益的阻挠等。据此提出四项对策和建议:深化与农村水费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下调农业税税率,加快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形式的创新,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     

政策吹风

今年基本取消农业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工作部部长韩俊日前表示,今年农业税会基本取消。韩俊说,去年农业税总额估计不超过150亿元,而前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已达2.6万亿元,农业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已经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条件。今年农业税会全部取消。     

农业税取消后的积极效应

农业特产税在全国各地相继取消后,农业税的取消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农业税取消原因着手,分析了农业税取消后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造血功能的增强等积极效应,并指出农业税的取消是一种隐性投资.     

对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几点思考

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重要举措有其深刻的背景,虽然对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已成基本共识,但还是有人对取消农业税产生疑虑,因此要理性看待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免征农业税后要走出“先减后升”的怪圈,免征农业税关键是要减轻农民的“灰色负担”,减免农业税后还要做好相应配套的工作。     

浅议取消农业税若干法律问题

近两年,与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相关的法律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有学者主张修订《农业税条例》,也有主张取消农业税,重构我国农业税制。2005年12月24日,《农业税条例》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废止,农业税被取消已是大势所趋。本文通过对取消农业税的理论及现实依据的分析,进而对农业税取消后税法的衔接问题作了一定探讨。     

略论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变迁

我国乡级行政区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区划及其组织结构,就其治理层次、管理幅度和组织规模而言,不可能一成不变。在各个不同历史时代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实际。本文从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古代组织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当代组织结构及其基本特点和未来组织结构及其基本走向等三个不同层面出发,系统探讨了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的历史变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这对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自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府减贫的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及政策优化

对于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至关重要,政府减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托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主体决策。分别构建政府、企业、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协同系统发展参与主体均衡策略选择,分析政府减贫策略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稳定性,通过收益矩阵分析得出均衡策略和稳定性因素。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策略选择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积极推进策略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合作演化;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减贫策略决策、投入成本对系统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减贫”、农村电商“线上协同”、农村物流“线下协同”是现阶段政府减贫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发展最优模式。     

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治理

乡村空间均衡布局已是衡量乡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基于乡村发展实践发现,乡村发展仍存在人口空间的离农不离村、土地空间的无序使用、产业空间的利益分离以及公共服务空间的布局失衡等分异问题。究其原因,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形成与乡村发展结构的变迁有着直接联系,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乡村土地规制措施乏力、农民难以共享产业收益、乡村公共服务的城镇取向等都是导致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文章由此提出以机会公平双向保障农民进城返乡、以规范管理完善乡村土地使用规制政策、以价值共创构建乡村产业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因地制宜地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策略,以真正破解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以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还有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而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没有赋予农民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策略是建立新农村教育体系,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教育。为此,国家要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城市要主动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依据新农村建设需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与乡村：实践与反思

乡村社区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成为乡村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力量的深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乡村社区的相对衰落。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来说,虽然市场的激励作用不应被忽视,但国家肯定是防止大规模市场化过度侵蚀乡村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的兴起,尽管乡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格局,但国家仍然在乡村资源汲取中保持着独特优势。国家的两种形象不但使国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从乡村获取了大量资源,而且为化解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留下了空间。因此,国家亟待反思自身在干预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并能够从乡村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调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契合与嵌入:农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实施中应做到有效对接,注重协调性,实现契合发展。西方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应遵循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制度完善的阶段性规律,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制度化,以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为指导,契合农村社会结构,实行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整合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与运行机制,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     

农村公路投融资现状及对策探讨

我国农村公路投融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常用公路融资模式对农村公路的不适用性,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村公路建设的特点,提出了发行农村公路建设债券、建立农村公路专项资金、国家优惠政策和市场化运作等方面以拓宽农村公路融资渠道。     

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信贷风险控制

受三农特点及农村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面临更大的风险。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缺乏合规的抵押物,因而,在城市信贷体系中,常规的、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手段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但是,农村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险控制,尤其是充当抵押物。这种设想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尤以小额信贷模式最为成功。我国农村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无穷的开发潜力。因此,我国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塑农村道德和信任网络,建立农村征信体系,完善农民信用记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网络,增强农村居民的交流能力;支持和规范农村合作组织及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新型社会资本的建构。     

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促进南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南京农村居民消费对推动南京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南京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南京市农村居民消费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为了推动南京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提出了稳步提高南京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更新消费观念等一系列对策措施。     

农村妇女素质与农村社会的全面小康

农村社会全面小康为农村妇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农村妇女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农村社会全面小康的实现。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素质普遍偏低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的必要性,加强对农村妇女进行多层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