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情悖于理”

一我们平时议论文学作品,常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合情合理”。情与理一致,看来是文学的常规。然而,文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只合情,不合理,情与理不一致,也就是“情悖于理”。     

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论汉代抒情赋

在汉赋中,抒情赋与那些铺采摛文、飞扬踔厉的大赋相比,只能算作是一条浩瀚巨流中的不惹人注目的几朵小浪花。时代相隔并不太久远的屈原、宋玉们在楚辞中的那种疾痛惨怛、缠绵婉转的哀唱,到了受楚辞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汉赋当中,只传来了微弱的回响。汉代抒情赋数量的相对稀少,似乎在证明着:主要由楚人所建立的汉王朝中,抒情的传统已被人们忘却和抛弃。这种传统几乎截然中断的现象,即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汉     

“情”与“理”的内在张力——从《论语》看孔子的“情”“理”观

孔子既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情感至上者.在《论语》中,“理性”与“情感”始终通过一种张力关系,来达到两者的平衡.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孔子一方面彰显“礼”、“义”的重要性,强调“正名”,反对僭越;另一方面,为挽回“礼”的形式化趋向,重塑“礼”的自然基础,他又强调人的自然与道德情感.“情”与“理”的张力关系不仅奠定了儒学日后发展的主要基调,而且也开启了日后儒学孟荀不同的发展路向.     

关于老有所为报酬问题的“情”与“理”

离退休人员重新参与社会劳动的报酬问题,是老有所为中有争议的难点问题之一。它关系到老龄事业的顺利发展甚至涉及社会的稳定与进步。由于它牵涉面广,见仁见智,诸多歧见,必须继续探索,取得共识,力求合情合理、较为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为此,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寇养厚１《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最早提出了诗歌的“言志＂问题。在先秦时期，＂志＂与＂情”当然有微别：前者主要指人的志向、怀抱、理想，偏于理性范畴，重在表现人的社会性，如孔子说＂各言其志＂（《论语·先进》）；...     

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

近读郑剑顺先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一文颇受教益和启发。以“情”和“理”为价值判断标准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关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有必要。然通读全文,不仅有些牵强附会的解释易使读者产生新的疑惑和混乱,而且对某些问题的基本认识也值得推敲。笔者不揣浅陋,且作此文,权为商榷。     

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

近几年,随着学术风气的活跃,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少问题出现众说纷纭的歧异见解。这是可喜的、令人鼓舞的。它启迪思维,将促进学术的更加繁荣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众多的歧异见解中,据笔者观察,有的说得合“情”,有的说得合“理”,有的说得既合“情”,又合“理”。“情”与“理”,这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字眼。人们的言谈举止,只有入情入理,才能使人尊崇、信服。考察历史上的问题、历史人物的言行,也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的言行,只有合情理时,才是最佳的.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容易出现某种片面性、主观性。或只合情,或只合理。这就使得其行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满意效果。当我们回首往事,评判历史是非时,特别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认识与行为得失时,也应该作如是分析。愚意以为,这是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思想、行为得失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唯其如此,有关问题才能有恰当的解释。按笔者看来,“情”就是情势、客观的现实、客观的条件;“理”就是义理、正义、进步理想、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拙文《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提到了“情”“理”问题,分析了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及其指导思想的“基本合情但不尽合理”的情况。在此,笔者拟再列举一些问题加以论证.     

从“情”与“理”两个历史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答《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拙稿《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曾从有关概念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对郑剑顺先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一文②提出质疑。近读郑先生《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③,不但没有消除笔者原有的疑问,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思忖再三,不吐不快。看来,只有从“情”与“理”两个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标准问题讨论     

叶燮“理事情”之“情”的双重性解读

近年来,叶燮的<原诗>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学者对其诗歌的发展论、本质论、创作论、以及批评论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对"理事情"的研究也不乏很多精辟之处,对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论,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主要问题在于对"情"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争论上.本人试从原文中寻找作者的本意,给"情"以正确的解读.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研讨会撮要

“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5月5日至10日在西安举行。会议是由中国法国文学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西安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近四十人参加了会议。西安外语学院副院长常正文、陕西省社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冯家臻到会并讲话。他们认为:存在主义是二十一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文学是廿世纪不可回避的现实,因而举行研讨会是十分必要的。     

试论声乐演唱中的“情”与“技”

声乐演唱作为艺术种类之一,在人类向往美、追求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声乐演唱中“情”与“技”的两种不同概念,阐述了“技”为“情”而存在,“情”因“技”而升华,“技”是手段,“情”是目的,“声情并茂”才能达到“情”与“技”的完美统一。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论隋炀帝诗文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

隋炀帝是一位虔诚而理性的佛教徒,他受佛教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其诗文中有明显的表现.在全面统计隋炀帝现存与佛教有关诗文的基础上,细检其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可以发现,随炀帝三教并重但在宗教情怀上更倾向于佛家.他受菩萨戒,延请高僧大德,资助扩建寺院帮助搜集佛经,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与此同时,南北朝以来玄佛合流的审美倾向在其诗文中亦有所体现.     

“文学”与“文章”

出现“文学”这个词最古的文献,众所周知,是《论语》的先进篇。孔子在评价自己弟子之际,分设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部门,并列举了具有不同才能的10个弟子的名字。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文学”这个词: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乃是学问,特别是有关文献的学问之意。与今天在中国、日本普通使     

“理辞”与“苗例”

苗族理辞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及其周边苗族地区民间理老判断纠纷时所依据的律例,是苗族古代社会法典和判例的集成;而苗例则是以当地苗族民间的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系统。苗例是以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体系。议榔所立之法经过历代的完善和固化而被诗化,即成为理辞,理老对案件的裁判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辞为准绳,理辞具有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条例的功能和性质。     

“台湾文学独立论”与“文学台独”

“台湾文学”并不是新名词，在台湾光复前就有作家使用过。但这不等于说，“台湾文学”在任何时代或对任何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譬如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是殖民地台湾的心声，是精神与灵魂的表达；是挫折、希望、悲哀、喜乐的交融。但在同一时期，从日本统治者的观点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