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变为作品的文学创作机制的过程：“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强调人的自然感情要经过蓄积、回旋和沉淀才能转变为诗情;“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论说情理的形式化,就是以优美的形式实现对情感的外化或物化。“情者文之经”,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化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文学之生命

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情感便没有文学,便没有文学创作。文学以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人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形象的主体就是人。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必然要表现出入的思想、道德、情感等社会因素。然而,与文学所表现的其它因素相比较,情感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就在于,情感赋予文学作品以生命。这种观点,早已有之。严羽曾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白居易虽看重诗的说理教化,但他也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看作诗之根本。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没有感情,没有传达这种感情所产生的感染力量,便没有艺术。”(《论艺术》)当然,把情感说成是文学唯一的表现对象,未免失之极端,但对文学来说,情感确实是它主要的、不可缺少的表现要素。文学必须表现情感,     

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

一九八○年,作家刘绍棠在吉林、河北、湖北等地的参观访问中,都大声疾呼创作“乡土文学”.在一九八一年《北京文学》等一期上他又发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响亮地提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主张”,号召北京地区的文学评论家“应当重视北京文学创作中的农产品”.他说:“我说了很多话,其中一大话题,就是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我们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中国气派与地方特色.各国之间,各地之间,文学创作可以互     

《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上)

客观的“物”主观的“情”,和抒情状物的“辞”,是文学创作的三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论所要研究的,主要就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物怎样制约情,情怎样来自物,情与物怎样结合而构成艺术形象,如何用语言文辞来抒情状物,以及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一些有关文艺理论中就接触到了。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论语》中的“文质彬彬”;《乐记》中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文”的内涵

文学观念是关于文学的性质、特征、规律、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认识,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与确立“文”的观念,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文,古文字作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文学”溯源

“文学’一词,因常用而习焉不察了。文学二字并用,最先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宋邢昺《论语疏》解为文章博学之意,与今文学含义不同。古时是用“文”、“文章”、“文艺”来表述“文学”含义的。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章”;《新唐书》中把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家的传记称之为“文艺传”等都指的是“文学”。魏文帝曾丕曾作《典论论文》,是当时典型的文学论著。陆机的《文赋》则是叙述文学创作心理的。韩愈还曾把通过语言阐明古道的“古文之学”称为“文学”。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指出近世“文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录下: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文学创作并非是“小道”

称文学创作是一条“小道”,而且是一条“拥挤不堪的小道”,其意在告诉即将投入或已经投入文学业余写作的青年们:现在从事文学业余写作的人太多了,请君就不要“拥挤”了,免得在“拥挤不堪的文学小道”上徒劳无益,自寻烦恼。此说涉及到对文学创作本身的认识,对我国目前文学创作成就的估价,以及我国未来文学的发展等问题,因而,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关于近几年文学创作趋向的思考

近几年文学创作的趋向如何?这是创作界和当代文学研究界共同关心的问题。黄健在1990年第10期《当代文学研究》发表题为《文化冲突与文学创作的深化》一文,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认为,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一个阶段。“伤痕文学”渲泄的只仅仅是一种由政治迫害而产生的伦理感情;“反思文学”丧观的只局限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方面的思索,而“改革文学”也只是在这种思索之中从政治、经济等某一个层次发出的“改革”呼声。它们都缺乏深刻的文化反省与批判精神,从而使创作趋向呈单一的局面。“从寻根文学”开始,文学刨作逐渐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并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超越政治与     

“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释读——兼与袁著《中国文学史》商榷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中“文”指左思的五言诗;“典”不是今人所谓的典故,而是指一种重在表情达意,适度加以藻饰,既不轻靡也不朴野的语言风格;“怨”突出了左思诗歌的感情特质,是缘事而发的哀怨之情;“精切”应作“情切”,即感情深切之意;“讽喻”指用适度修饰的文辞表达愤世之情。袁著《中国文学史》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不够准确。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简论古典诗词的“形似”与“神似”

文学是现实生活形象化的反映。对它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塑造艺术形象。古代文论家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黑格尔论述《艺术美的概念》,称:“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都认为社会生活和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是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经过了作者心灵的筛选熔铸,被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诗当然也如此。锺嵘说:“指事造形,穷情尽物”;刘勰说:“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窥意象而运斤”。王昌龄谓:“搜求于象,入于心境,神会与物,用心而得”。遍照金刚指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清初文论中“情”的范畴浅析

传统儒学中“情”的内涵是变化发展，而有其一脉相承的联系。清初王夫之把“性”与“情”规定为体用关系，提出性情相需，他的文学情感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渔、金圣叹、陈确等批判理学强调道德理想而压抑情与欲，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矛盾。     

论文学创作中的自我表现与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有一些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提倡“文学要回到文学自身”、文学“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性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因而提出文学就是作家的“自我表现”这一主张。如何看待及其影响下的创作实践,以及如何加强作家责任感,已成为我国文艺向前发展中一个无法回避和急待澄清的迫切问题。     

简论鐘嵘《诗品》的“直寻”与“滋味”说

钟嵘(公元468—约518年)的名著《诗品》是一部专论五言诗的书,起于汉、魏,迄于梁,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作。该书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上,有不少新的观点,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直寻”和“滋味”的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阐述。一、“直寻”就是要求诗歌反映现实关于文学创作的源泉,在荀子诸人的著作中虽已有所论及,但或失之简略,或不够全面,例如荀子的《礼记·乐记》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     

文学中的“情悖于理”

一我们平时议论文学作品,常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合情合理”。情与理一致,看来是文学的常规。然而,文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只合情,不合理,情与理不一致,也就是“情悖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