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王蒙20世纪80年代老同志形象塑造及其老境之思

王蒙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是新时期以来反思“文革”最深刻的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的文风、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以及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使得王蒙的人生思悟成为当代文坛“少共”人生书写最沉厚的篇章。本文集中探讨了王蒙20世纪80年代“少共”人生书写的最后一站——老境人生书写,揭示生命与革命、政治、信仰、当下现实及死亡各命题的复杂纠缠,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文学书写人及革命历史的复杂图景。     

大师的批评——王蒙与随笔式批评

王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文学批评是“大师的批评”的典范之作。第一是对文学的灵性把握与感知。他主要从个人的写作经验出发,去感受作品的美,去感受作家创作的甘苦。第二是随笔体式的叙述方式。那种阅读直观感受和鉴赏式批评方法,使王蒙在把握文学作品时不象一般的批评家那样注重作品的理论形态,而是比较关注文学本体,大多从文体上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第三是个性化的批评语言。那是一种具有层次感、力度感的语言,也是一种激情性的语言。     

嬗变中的王蒙的创作观

理想主义一直贯穿于王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文学创作中,但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文化的转型,王蒙的创作观也发生了改变,以承认“存在就是合理的”为基础,追求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在他的创作观中,加入了经验主义的内容,且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觉醒·实验·和谐——新时期小说文体演进的轨迹

把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看成是创作成熟的标志,也许并无不妥.检视新时期小说创作演进轨迹,小说文体作为一种存在,经历了80年代初文体的觉醒、80年代中后期的文体实验及当下文体自觉三阶段.对小说文体的重视和强调,弥补了20世纪中国小说重“写什么”轻“怎样写”的缺失,使小说得以从政治观念的附庸地位上解脱,获得“我性”特色.现实的存在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历史现实便将思想启蒙、政治变革.图存救亡等需要由其它部门承担的任务交给了文学,而文学也迅速对历史和现实赋予的这些任务作出了庄严的承诺.在沉重而庄严的使命重压之下,小说文体自身     

当代小说创作“神奇现实”的归位——罗伟章“三史”研究

“三史”需作为互文本体系来读,他们具有现实主义基础与现代主义技法的融合,并引发对“神奇的现实”命题的重新审视。“三史”的根基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神奇”既是“现实”的一部分,从创作设计来说更是对“现实”本质特征的点睛之笔。罗伟章的“神奇现实”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路径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理解不同,具有拉美作家“神奇现实”本意的回归,也是“神奇现实”在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中的再出发。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

在80年代初小说观念的更新中,王蒙和汪曾祺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的小说在内容上仍属“反思文学”,只是打破了以往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框架的模式,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而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形式上的散文化,而且内容上的追怀往事,远离现实与政治,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相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保持着较大的距离。王蒙的小说经过了好一番争论才被接受,而汪曾祺的小说     

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

王蒙是一位勇于推进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创新,勇于为文学而献身的杰出的文体革命家和文学革命家。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王蒙的小说艺术探索,举其要者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或四个方面:1.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次文体革新使小说艺术摆脱僵硬政治的束缚,继承和发展了文学写人的情感世界的“五四”新文学传统;2.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王蒙发表了《蝴蝶》等小说,又一次发动了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它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现代、开放、自由和多元;3.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王蒙还发表了另类小说《杂色》和《坚硬的稀粥》等,不但使当代小说获得了新的形态,更重要的是使小说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获得了文化哲学意味;4.上个世纪90年代王蒙的主要小说创作是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他在小说叙事学上,在“叙”什么和怎么“叙”上的大胆的成功的实验,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添上了浓彩重墨。     

沈昌文编辑出版实践的三个“第一”思想

王蒙曾经评价沈昌文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的一个角色。沈昌文的编辑出版思想启蒙在改革开放前,成熟在八九十年代,收获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他的身上既有“革命型”出版家们开拓、奉献的工匠精神,也具有新时代出版人所必需的创新整合能力。他“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的编辑出版思想内涵丰富,追求出版物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展现了他兼收并蓄的胸襟。沈昌文编辑出版三个“第一”思想,对推动传统与现代出版融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由王蒙的小说看中西意识流的异同

意识流小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流派,在世界影响很大。而在中国,意识流的真正成熟则是以20世纪80年代王蒙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为标志。中国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有相似的审美品格,但却贯穿了迥异的精神实质。     

传承与超越:先锋文学与鲁迅的先锋性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他的文学精神和创作风格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先锋文学也从鲁迅那里汲取了创作养分,如反抗传统、叙事圈套、文本戏仿等。但是先锋文学产生于当代文化语境中,所以某些方面又呈现出与鲁迅创作的不同。     

贾平凹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转向

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中,贾平凹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他是对底层文学感兴趣的极少作家之一,同时在"底层文学"中他也具有特殊性,与"底层文学"中大多的中短篇小说不同,他的《秦腔》、《高兴》都是长篇小说。在关注底层的同时,他也在"民族形式"上进行探索。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自己以前创作的面貌,贾平凹的创作,既建构了底层的主体性,也建构着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论梁晓声长篇小说题材与主题的变化

在梁晓声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小说到90年代的社会问题小说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情感小说,创作题材与主题随时代而新变,在这不断变化的背后是他始终不变的创作追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王蒙小说的现代散文化抒情血脉

王蒙不仅坚持着鲁迅所开拓的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且还继承了鲁迅的现代文化观念，十分讲究风格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郁达夫对自己“感情强烈”、“自叙色彩浓郁”的小说怀有激赏之情，但他终于没有在自己身边停留下来。王蒙也没有在“八千里”、“三十年”中止步，他追求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描绘出不少贴近现实人生的美好图画。写小说“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的废名，他与众不同的小说风格，经过时间的淘洗和过滤，在王蒙身上终于扎下了根并得到独特的发展。如果说废名与王蒙的创作主要是小同中有大异的话，那么沈从文与王蒙的创作便主要是小异中有大同了     

七月诗派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20世纪40年代文学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衣钵,又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共和国文学”之先河。针对我国4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填补上述两个时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缺部分,实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以七月诗派为主要代表,其诗歌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相较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别具一格。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的“非诗化”现象进行反思,拒绝诗歌中的单纯“呐喊”,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道路,将文学的启蒙性和宣传性相结合。七月诗派集体创作实践的变化一方面受到作家外部生存环境及作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20世纪以纸媒传播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因此,文章以《七月》《希望》两个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流派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进行论证,阐述集体创作实践与纸媒传播效果共同缔造了七月诗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回应现实与反思历史：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性

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他的小说以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见长，他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一系列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蒙意识流小说创作成因探析

意识流小说不是王蒙的独创,它是＂舶来品＂。在西方文坛上,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等一批意识流作家创作出了《尤利西斯》、《到灯塔去》、《喧哗与骚动》等经典的意识流作品,并且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意识流文学。意识流文学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东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寻根文学形成的内生性和世界性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伤痕文学"到马尔克斯魔幻叙事式"寻根文学"的过渡,这种文学形式的转变以及寻根文学的诞生,体现了新时期创作群体对社会认知的调整,他们试图寻求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认知和描绘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在新时期文学进行自发调整的同时,诞生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给具有相似社会困境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带来了理解当时社会现实的新的认知方式,促生了寻根文学独特的魔幻叙事方式。在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创作主体也进行着审美创造,赋予了现代主义和人类生存境遇问题以新的涵义,从而突出了寻根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论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政治理性主义,即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新古典主义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是革命与强权国家。基于此,其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发生、勃兴、沉寂与回潮四个阶段。即20世纪20到40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以及“延安文学”标志着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发生;通过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建立,头二十七年文学昭示着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勃兴;新历史小说与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意味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沉寂;20世纪末官场小说的繁荣则是新古典主义的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