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古风》艺术的“复古”与“创革”

本文围绕《古风五十九首》这一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重要作品,探讨从魏晋时期的拟代传统到盛唐时期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形成的必然性。从《古风五十九首》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阐述李白《古风》之“复古”追求与“创革”精神的重要联系,说明了《古风》在倾“世道大乱”之诉求和求“深沉含蓄、浅酌低吟之美”之间的艺术关系,指出了《古风五十九首》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婴儿之音的动听与诱惑——论《五藏山经》音如婴儿的精灵

《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一批音如婴儿的精灵,这些精灵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人类无害而有益,另一类则把人类作为吞食对象.第一类精灵发出婴儿之音,其中反映的是智慧、计谋和决断,是清醒的神志;第二类精灵发出婴儿之音,则是对人类进行诱惑,是为了达到吃人目的而施展的手段.鱼类精灵发出婴儿之音对人类无害而有益,反映出入类对鱼类没有防范之心,它不构成对人类的威胁;而家畜类精灵扮演食人角色,则是先民的自我警示.《五藏山经》记载音如婴儿的精灵,山名、精灵名称之间往往存在关联,许多名称具有暗示性.     

再论西魏、北周之际文学复古思想的兴起与衰落——兼论陈寅恪先生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

西魏苏绰推动文风"复古"是六朝至隋唐文学思想史最具转折意义的事件.近人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考察以之为"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一部分.其实,复古思想的兴起乃是缘于当时仍然流行的"文质相革"的思想传统,同时包含着转换西魏集团内部山东士人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其衰落也是因为这种政治认同实现,山东士人在苏绰死后复又占据优势地位,使得他们所秉承的"洛阳文风"复兴,从而取代了复古思想.     

排斥与兼容——从韩愈的《论佛骨表》说起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是韩愈复兴儒家正统教道的指导思想。他以儒家学说为宗旨，指出佛老的弊端，认为它们是“夷狄之教”，传承的儒家教道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他的排佛老是与维护儒学同时进行的。他力倡复古，对抗异端。将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作为定名，“合仁义而言之”。韩愈的排佛老，是对前代各家每一阶段认识论上的总结。韩愈与佛徒道士者流的交往，体现了对立观点的学术流派之间的兼容与取舍，实质上是广泛地吸收了各学派的精粹。     

《诗归》中的陶渊明——兼论明代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

<诗归>是一部代表钟惺和谭元春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古诗归>选录陶渊明诗作数量最多,且评价极高.本文通过<诗归>对陶诗的选录与评点,以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为背景,研讨钟、谭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及原因.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从《五灯会元》看禅之本义——兼论禅与儒家文化精神的内在理路

禅宗的参悟是一种当下的个体体验,参悟后的境界是纯主观的觉知,作为自性的感悟,难以用一般的概念和思维逻辑表述清楚.只有在不裔世俗的生活中保持心性本净,不为物移,才能达成任性随缘而自由无碍的境界,成就最高的禅悦.禅与儒家文化精神的内在理路具有某种相通性:在追求"任性随流"的彻悟中实现自性的完美,并形成了注重现世、追求精神富有和因循传 统的民族文化传统.     

男权制度下的他者——论《金锁记》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自身家庭的畸形,使张爱玲对美好的人性充满了怀疑,对人性阴毒的沉痛经历,使她总是用自己受伤的心灵观察着人们面具下的真面目,将扭曲的人性和阴毒毫不留情地展示在作品中。《金锁记》中的让人觉得可悲但又可恨的曹七巧,表现了一个柔弱的女性经历过不幸婚姻和爱情后对于金钱和权利的追求,但也只是一种无望的挣扎,最终成了男权制度下的牺牲品。《金锁记》的书名取得恰如其分,形象地展示了黄金的锁链将曹七巧这个人物给牢牢地困住,湮灭了她生命的活力,也就注定了她的悲剧人生。     

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

对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中的复古之功,罕有学者从明清诗论中对其古诗的不同评价来予以探讨。明清诗论中关于"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争论包含着对"古诗"标准与审美风范认识的分歧。初唐五言古介于"宋齐之政"有其具体的创作背景;陈子昂效仿汉魏古诗,在界分初唐五言古、律体调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唐代五古风貌的形成与陈子昂及其同时代诗人宋之问的复古径路关系密切;陈、宋在五古创作上都把握了古诗无论句式散偶均应以散叙意脉贯穿的原理和抒情直白、曲折尽意、不避繁复、结构多变的特征,综合了汉魏到宋齐古诗的各种艺术经验并融入了近体诗的某些特点,使古诗的表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和自由度。唐代五古也因此形成了不似汉魏古诗而自"有其古诗"的独特风貌。     

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寄言出意”与“忘言寻旨”——以经典诠释学为视域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研究郭象《庄子注》,郭象注《庄子》,展开于字、句、段、章、篇、全书等不同的文本意义单位,涉及语义解释、作者原意阐明和哲学意蕴抉发等不同义理层面,带有明显的解喻性质。郭象以寄言出意概括《庄子》的论说方式,提出与之相应的诠释策略,即忘言寻旨。在述而作的驱动之下,寄言出意又翻转为郭象自己的义理创新方法。由此观之,阐发乃是经典诠释中与理解、解释同等重要的方面,其中包含述、作、为等不同的要素。经典阐发同时滋养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其一,诚之道,尊重经典,自觉地将作者与文本作为经典阐发的约束条件;其二,风流逸气,张扬个体的批判力与创造力。《庄子注》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通过散播于注文各处的思想片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青春、浪漫、革命与先锋:重塑左联五烈士——论话剧《前哨》的艺术探索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左联五烈士牺牲九十周年,话剧《前哨》创排演出,是一份特殊的纪念与献礼.从左联刊物到现代戏剧,《前哨》对待史料是严肃严谨的,在虚构与真实、细节与想象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与融合.在剧中,鲁迅成为一个线索人物与灵魂人物,将相互独立或交集不多的五烈士连贯为整体形象.《前哨》面向青年,以青年为视角,是一部理想主义的青春之歌.剧作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充分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叙事结构、浪漫主义的桃花意象与唯美画面等艺术形式,展现革命与牺牲中美与情感世界的一面.在内容与形式上,话剧《前哨》都表现出一种先锋探索的前卫意识.     

世谛文字中的华严楼阁——论苏轼文与《华严经》之关系

关于苏轼文与《华严经》之间的关系,钱谦益提出的“苏文有得于《华严》”说关注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即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这类看似与佛教绝无关涉的史体文在文章形式上与《华严经》的相似性。他因此十分推崇苏轼此类文字,其同乡后学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认为此类文字乃苏轼“大文章”。但在传统评价中,苏轼长于策论而短于叙事。钱谦益的观点与苏文的传统评价产生了分歧,因而并未被时论所接受,他效法苏文而作的碑传文也颇受后人诟病。     

失落的“他者”与“主体”——从结构主义视角看《洛丽塔》与《心经》中的“失落者”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与张爱玲的《心经》分别塑造了洛丽塔和许小寒两位爱情"失落者"的形象,洛丽塔与继父亨伯特、许小寒与父亲许峰仪之间的不伦之恋都是弗洛伊德"厄勒克拉特"情结之体现,却揭示出两种语境中的"失落者"相似而又不同的宿命;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则可以格雷马斯矩阵进行分析。格雷马斯结构主义矩阵模型为框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关学说为辅助,或可对二者的失落命运进行溯源,以一种文学视角探究一种伦理爱情观。     

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之美——论孔子的《诗》审美

对《诗》的整理与编排,可谓孔子《诗》审美学说的具体实践,透过这一活动可窥探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典籍所载孔子阐述《诗》的学说以及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为研究孔子《诗》审美思想提供了直接史料。孔子的《诗》审美主要表现为重视诗歌内容、形式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形态的审美化。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韩愈评价之差异 ——兼谈与《毛颖传》之问世相关的几个问题

两《唐书》对韩愈的评价歧异颇多,《新唐书》持褒扬态度,《旧唐书》则有贬词.本文从分析中唐元和、五代、北宋的文学背景入手,主要阐明两个问题首先,元和之际的文坛盟主是不是韩愈;其次,当时就韩文引发的争论和《毛颖传》问世之间有何关联.文中亦考察了时人对《毛颖传》的看法,认为《毛颖传》问世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以古文作俳谐讽刺文字的尝试,为讽刺文学开了新路.     

后现代小说中的质疑之声——论拜厄特的《占有》及其小说艺术观

英国二战后的重要小说家拜厄特(A.S.Byatt)一直是当代英美小说批评界的关注对象.在她众多的作品中,<占有>在近20年来国内外各路评论家的著述中已经成为一部"现代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该作品评论一直呈现为"维多利亚传统"和"后现代"各执一端的对立现象.<占有>在叙述形式方面表现出的"后现代"特点,恰恰是该作品予以质疑甚至批评的对象.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不齐之齐与无物之物——论《庄子》齐物思想的三个层次

庄子的齐物思想在整体上浑融一体,但其中又有层次可循。"万物本齐"是在肯定万物各自差异性的同时强调万物在本源上的一致,从而为"是非一齐"提供理论上的基础。"天人之齐",实质上是通过齐是非而对万物本然状态的复归。这三个层次共同包含了"不齐"与"齐","无物"与"物"的巧妙辩证,也生动地构成一种递进中的循环,超越中的复归。最后,齐物思想的最彻,是天人无分,"齐"物"同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