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游还酬孟云卿》应为张彪诗

《全唐诗》卷259载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诗,与同书卷149载刘长卿《北游酬孟云卿见寄》为一首诗重出(未标互见)。查《刘随州集》亦录此诗,仅个别字不同,诗日:北游忘前事,志愿能相乖。衣马久羸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行行无定心,(土禀)坎难归来。慈母忧疾疹,至家念栖哀。与君宿姻亲,深见中外怀。俟余惜时节,怅望临高台。这首诗,我认为应为张彪诗,理由如次。首先,此诗《箧中集》作张彪诗,这是很有权威的证据。《箧中集》编选者元结,与张彪为同时人,又是同乡。其所作《箧中集序》说:“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尽作;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日《箧中集》……凡七人诗,二十四首。”元结就其箧中所藏编定,又加精审,绝不至将刘长卿诗编在张彪名下。其次,杜甫与张彪过从甚密,对其诗歌和书法评价很高。他在《寄张十二山人彪》中说:“独卧松阳客,三违颖水春。艰难随老母,惨淡向时人”,令人联想到此诗“慈母忧疾疹,至家念栖哀”的生活艰     

《箧中集》诗人——王季友生平考证

王季友是盛、中唐时期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才学人品受到岑参、杜甫、钱起等人推重,同时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并收其诗。但王季友身后湮没无闻,生平失考,诗歌散佚。今人较少关注,研究亦有疏漏。本文认为王季友隐居河南时期的身份是隐者、诗人兼商人,宝应元年因友人李勉的举荐出任华阴尉,此后仕宦经历与李勉息息相关,并于大历二年归隐山林。     

胡风的诗歌美学思想概说

胡风的文艺论著中包含了不少诗论文字,其中《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略观抗战以来的诗》、《关于诗和田间的诗》、《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论篇章。它全面地涉及到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规律以及诗的形象、题材、技巧、风格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系统和诗歌评价系统,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光辉的地位。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胡风诗歌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说:诗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     

严羽论谢灵运——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诗评》评南朝宋谢灵运的文字有六条,加上《诗辨》、《诗体》各一条,整部《沧浪诗话》论及大谢的文字多达八条,在全书论及到的诗人中是比较多的。《诗评》云:“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     

唐代邢台籍诗人述略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在邢台一带诗歌创作也呈现出繁盛局面,收录到<全唐诗>中的邢台籍诗人就有近四十位,他们以自己出众的诗才,为唐诗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箧中集》与杜甫

元结编《箧中集》无选杜诗颇使我费解。因为其一,天宝六载,元、杜二人同在京师应考,因李林甫从中作梗,谓“野无遗贤”,致使这次考试无一人及第。落选后想必二人当有所接触。而且,《箧中集》所选作家,既是元结的亲友,也多是杜甫的友好,并常有诗作往还酬答。可见,元杜二人即使无直接过从,至少应该互闻其名。其二,唐代文学十分普及,优秀作品每每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流传还是很广泛的。元结自己就说:“至于歌颂讴吟,妇人童子,皆抒性情……况世贵之士、博学君子,其文学声望,安得不显闻于当时也哉”(《述时》)。譬如,公元764年元结作于道州任上的《春陵行》等诗,两年后远在成都的杜甫就有奉和,说明他们之间并非绝然无闻。元结于肃宗乾元三年(760)厘定是集,距安史之乱爆发已经六个年头了。杜甫时年四十九岁,     

朝鲜四家诗人与李调元的诗文友谊

清代诗人李调元为李德懋等朝鲜四家诗人的《韩客巾衍集》作序,对四人诗歌大加赞赏,还选录一部分到《雨村诗话》中。李德懋等人倍受鼓舞,开始了与之的诗文友谊,他们对李调元的诗才和人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四家诗人与李调元的诗文往来在文坛传为佳话,也为清中期的中朝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唐代诗话理论概观

我国在唐以前就有了诗学传统的渊源。它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先秦著作中的论诗之语到《诗大序》、钟嵘《诗品》等论诗专著；一是从先秦著作中有关诗事的记载到《诗小序》、《世说新语》中有关诗人言谈轶事的记载。这些都为唐以后诗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唐代大量笔记小说中有了诗人奇闻轶事的记载，并由笔记小说发展分化，出现了纯粹记录诗人言谈遗事的本事诗，成了唐代诗话的前身。本事诗之后，唐代出现了用笔记体写成的、集记事和评诗为一体的诗学著作——诗话。它以轻松灵便的笔调，随笔漫录；以亲切平易的文风，道出重要的诗学内容。根…     

唐代妇女诗人诗歌总体观照

中国妇女文化,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诗经》许穆夫人赋《载驰》开其先河,其后班昭、蔡琰都以诗文名,流波沿洄以下。至有唐一代,诗歌之事大开,把中国文化推至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据康熙时季振宜《全唐诗》录诗人1895人,其中妇女诗人124人,占6.5%。此前,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出现了这样多才女的作品,它不仅标志构建辉煌的唐诗,妇女有不可磨灭的丰功,更标志严酷的男尊女卑下躁动的人类历史的进步;遗憾的是由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局限,《全唐诗》中妇女诗相对又是很少的。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唐代邢台籍诗人述略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在邢台一带诗歌创作也呈现出繁盛局面,收录到《全唐诗》中的邢台籍诗人就有近四十位,他们以自己出众的诗才,为唐诗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李峤百咏》的启蒙思想与诗学价值

唐以前,蒙学读本以识字为主;到了唐代,诗歌被引入到社会诸方面,训蒙诗的创作便成了唐诗与文学、蒙学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唐训蒙诗以咏物为主,兼及咏史,《李峤百咏》即为各咏物类训蒙诗之典范。然后世论者对《李峤百咏》多有贬抑,甚至引发了后代对咏物诗不同的价值评判,更有论者认为《李峤百咏》文体陈腐并多夹连篇累牍之隶事用典。其实,作为训蒙诗,《李峤百咏》开创了唐蒙学发展之新领域,开启了格式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作为五律咏物诗,《李峤百咏》实现了对诗词经典的多样认知与阐释。无论就启蒙思想还是诗学价值而论,在唐代文人的诗赋作品中,《李峤百咏》都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白女性诗歌美简析

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了清朝王琦编纂的《李太白全集》。这本书共收入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创作的诗文 1110 篇,其中诗歌 1048 首。在这1048首诗中,可以认定是描写女性的诗篇有103首,我们将它们称为“李白女性诗歌”。这些诗大约占李白全部诗歌的10%。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比唐朝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写女性的诗歌的比例要大许多。李白女性诗歌不但多,而且写得非常优美。《唐诗三百首》是众多唐诗选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为读者公认的。这本唐诗选集名为 300 首,实选唐诗307 首。在这 307 首中,李白的诗有 25 首,其中有 13 首是写女性…     

浅析八大山人题画诗

"山人有诗数卷藏箧中,秘不令人见.予见山人题画及题跋皆古雅,间杂以幽涩语,不尽可解.见与澹公数札,极有致,如晋人语也."这是清人邵长蘅对八大山人诗歌的评价. 的确,八大山人"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8岁起写诗赋词,其数量之多岂是区区箩筐可盛.八大山人19岁遭逢家变,逃命奉新隐居山中,剃发为僧.     

“九叶”诗论

1948年6月，分散在南北各地的一群青年诗人，抱持“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的信念，以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为主要阵地，结成诗歌团体。该团体核心成员有九人，辛笛、杭约赫、陈敬客房祈、唐提是南方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属于西南联大出身的北方诗人。其中陈敬容、唐提、袁可嘉更兼为诗人与理论家。他们无论创作实践或诗学探求都具备了诗歌流派的性质与特色，在当时独树一帜，颇有影响。该流派的形成经过三个阶段。1947年7月以前，为诗人们分散活动时期；1947年7月至次年5月，南方诗人以《诗创造‘为阵地开始…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

余秀华是新近爆红的诗人,她的诗歌理应纳入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价体系之中。从互文与弃妇诗传统、意象选择与陌生化以及疼痛与戏仿三个方面分别将她的诗歌放在《诗经》、海子,以及与之同时而稍早的“梨花体”诗歌系统中,看她的诗对《诗经》以及当代诗人作品的继承、发扬和疏离,并由此衡量其诗歌创作的谱系、特色和得失。     

试谈《又呈吴郎》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最广泛、最深刻、最真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陕南有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这便是人民对杜诗的公正评价。《又呈吴郎》便是这样一首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疾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人民性的好诗。 这首诗写于诗人流亡川东,由襄西草堂迁居东屯之后。当时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而尖锐。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唐王朝的扩边政策,以及大地主     

“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

“病态的花”,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对自己的诗集《恶之花》的自谓。它来自《恶之花》的题辞。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释曰:“其实,题辞明确了‘恶之花’就是‘病态的花’, 恶之为花,就是将丑在艺术上加以表现,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从中引出道德的教训。”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这种创作倾向,颇近似于我国中唐时期的一批诗人。他们以孟郊为代表,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一个独特的诗人群体——苦吟诗人或称苦吟诗派(参看拙文《中唐苦吟诗人综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他们也以表现丑为审美追求,也在诗中描写了社会的病态与病态心理。因之,本文题目融二者为一体,以“病态的花”代指他们的诗歌及其基本风貌,以     

“伤悲的欢乐”之歌——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致亲人》阐释

《还乡——致亲人》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歌。通过对此诗的解读,可以透视诗中“伤悲的欢乐”的神秘面纱,也可以体味到诗人哲学式的诗歌写作风格。诗人把返乡的原初地定在了“阿尔卑斯山”,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宗教语境,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性／诗性话语;诗人此次“返乡”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实地意义的返乡,而更应看做是一次精神（主要体现为神性或诗性）意义的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