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与朱熹“察识”“涵养”先后之争的原因检论

对察识涵养工夫的考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理解。胡宏确立"先察识后存养"的工夫进路,朱熹认为缺少一段未发涵养工夫。两派论争的原因可作四个方面分析:首先,湖湘学派视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故只需在已发上做工夫;朱熹将心视为有未发和已发两段,故未发时也需做工夫。其次,胡宏认为仁体是心体,做工夫是针对仁体;朱熹认为仁体是性体,未发涵养不是针对仁体,而是作用在心道上。如此朱熹才能规避两个"心"的矛盾,因为涵养工夫没有对象,只在心道上清除仁性开显的障碍。再次,湖湘学派主张从已发到未发的工夫进路,朱熹主张从未发到已发的工夫进路。最后,湖湘学派与程颢的识仁理论较为接近,朱熹所承之道南学派则倾向于程颐的重视未发。     

从《知言疑义》看朱熹与胡宏儒学思想之歧异

胡宏和朱熹都是宋代的儒学大师,但他们在儒学上的致思路径和基本主张有很大差异。朱熹在己丑之悟后提出中和新说,开始批判其他各说,《知言疑义》就是这种批判的产物。具体来看,朱熹用"心统性情""理一分殊"和"居敬穷理"分别批判他认为胡宏著作《知言》中大抵有问题的"心以成性""心无善恶"和"先察识后存养"等思想。《知言疑义》可以说是理本论与性本论两个新儒学系统的一次正面冲突的典型代表。     

胡宏道德修养工夫论的二元性特征

胡宏是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他冲破理本论的框制,独创出了性本论第三条理学进路。在工夫论(修养方法)上,胡宏主张"居敬穷理"、"察识涵养"、"求放心"。这种工夫论有既流向理本论又有心本论的倾向,表现出了二元性特征。     

张栻早期工夫论考

张的工夫论在早期继承并消化了胡宏因利欲间发现良心苗裔然后操存涵养,进而提出察识端倪说之思想;这是其早期工夫论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但是,学术界往往将张与朱熹的思想“等量齐观,”从而认为张的思想与朱熹的思想并无二致,或差别不大;本文旨在考察张早期工夫论思想,并进而探讨张与朱熹的思想交涉,以及在这场交涉中张思想的价值及其意义。     

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 ,把胡宏和朱熹作为对立的两方。在工夫论 (修养方法 )上 ,胡宏主张“先识仁之体”、“以放心求心”。牟宗三非常恰当地将此方法概括为“逆觉体证”,并认为这是理解真正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的唯一方法 ,它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有本质差异。经过对胡、朱两人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剔剥式的研究 ,牟宗三确认胡宏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 ,推之为“正宗”圆教。牟的阐析有独到之处 ,但有些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     

性善论对性无善恶论的一种回应——南宋早期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

胡宏的人性论非常接近于性无善恶论或性超善恶论,但他所支持的其实是性善论,其性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性善之善不与恶对。在南宋早期,这种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曾短暂流行于支持性善论的理学家中,流行范围并不止于湖湘一派。而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事实上是理学性善论对北宋性无善恶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性无善恶论和理学性善论都认为性静无恶,但由于善恶因相互对立而共生,既然人性无恶,那么人性中同样也没有与恶相对的善。这一问题成为性善论的一个理论困境。南宋早期的性善论者为了回应性无善恶论的批评,便采取性善之善并非与恶相对之善的思路来维护性善论。朱熹极力批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又赋予性善以先验性来回应性无善恶论,朱熹认识到善恶一经产生,其各自的意义便不会消失,善恶不须随时相对。此后,这种颇为独特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便很快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胡宏心性论探微

尽心以成性是胡宏心性论的基本命题,体现了胡宏的思想特色。本文试图先考察尽心以成性的思想源流。再对尽心以成性作一初步诠释:尽心以成性就是尽天地之心即良心,著成或著实身、家、国、天下之大本,从而成其身、成其家、成其国、成其天下,即成己成物。然后重点阐述尽心以成性的具体内容:察识涵养,穷理致知,主敬至诚,尽心成仁,理性立命,从而凸显胡宏心性论的特色。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朱熹人道哲学的心性论基础

朱熹从理本体出发 ,以理气论性 ,由性而论心 ,由心而论欲 ,揭示人的善恶根源 ,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 ,去欲存理 ,去私存公 ,实现心灵的高尚。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实则是“存公理灭私欲”,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命题。     

相宗络索

三性此性指识中相应心所。有此三种差别。于见分三性中。俱依他起(?)攝以皆资藉缘生故。若圆成实性。但一无三。「善性」能成善品十一之才质。「恶性」能造根本六惑。大随八。中随二十。小随十之才质。「无记性」记谓纪其功过之因。而别之为善恶之果。无记者可以善而未即善。可以恶而尚未恶。乃识初发之机。一切善恶。皆由此作。徧行别境不定三位十四心所之才质也。别有士用果。如著衣吃饭耕种工技等。其果亦无记。亦由徧     

胡宏的“性”论探析

胡宏的“性”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性无定体,性体即遗体即天命,性体是形而在上的,流行发见于天地万物,性体是天地万物存有与活动的最终根据;第二重含义：物有定性,万物各正其性,万物皆成于性。物之性表现为性形、性能、性理。人之性表现为生理之性、心理之性、义理之性。无论是无定体之性还是有定性之性．善恶皆不足以言之。     

王安石人性论之演进

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王安石人性论经历了＂性归于善而已矣＂、＂性可以为恶＂、＂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四个发展阶段。＂性不可善恶言＂是王安石人性善恶问题的最终定论,且这一定论与扬雄的＂性善恶混＂在实际内涵上完全相同,王安石最终认同的是扬雄的人性观。     

朱熹的“状仁”说及对爱的诠释

朱熹"状"仁之体突出的是"公"的价值,贯穿的是"爱人"的观念。仁与公的关系,实质上即仁与人的关系。"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虽不构成爱的原因,但却是落实博爱所必需,为博爱的推行准备了条件。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从坚持仁与爱相关联出发,朱熹要求于情中体性,在爱中及体。相应地,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求仁"。朱熹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界定,认为不能以用代体。佛教的无缘之爱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毁己以成物,本身就背离了普遍之爱的原则。儒家由亲亲到仁民爱物,是实施博爱的最现实的道路。     

胡宏性本体论对张栻的影响

张栻治学以周程为究竟,终身崇信而笃守之。但胡宏是他学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虽然张栻从其问学时间不长,所受影响却不可小视。对胡宏的性本体论,张栻基本认同,但不满于将太极定性为形而下之气并置于从属地位,且认为以性指称本体也有有静无动、有体无用之嫌。于是通过对胡宏太极范畴的改造,克服了其理论缺陷,使其性本体论向二程靠拢。这反映了胡宏思想对张栻的深刻影响,以及张栻不固执一隅,唯善是从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