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广义》试评

船山《说文广义》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该书所释之字以《说文》所收为范围,论述之旨按许氏六书为准则,广释文字各种含义.广窥字、词之间及一字数义间之内在联系,广求文字,音韵、训诂及语法之某些规律,同时全面匡正时俗字弊,故名《说文广义》。当前,我国研究语言学史的论著日益丰富,但在众多的书,篇中却很少提及王氏此书;“船山学”的研究讨论亦很活跃,但却很少有人把此书摆到应有位置上。     

略论《说文广义》

<正> 《说文广义》是王船山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虽时隔三百○一年,对我们仍然富有启迪作用.值得我们研究。一、重视六书,强调正确用字王船山在《说文广义》的发例里,首先就说明了他这部著作是“奉六书为宗主,以广《说文》之义。”六书是关于汉字构     

《说文广义》的不足之处

<正> 就船山《说文广义》之特色、成就及地位,抽作《试论〈说文广义〉》(载1984年第二期《船山学报》)曾有所评论,至于其局限不足,因限于篇幅,只得留作今日小议。就书论书,《说文广义》之缺陷与不足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片面性卷二释“莱,”“本义为荒草,与蓬并生于芜秽之地,唐人乃以名     

《说文广义》启发下的《说文》类聚分析

类聚分析,是现代语言学广泛运用的分析方法之一。但这一分析法早在《说文广义》中有所体现。类聚分析《说文》,以及如何类聚分析《说文》,这是《说文广义》馈赠给《说文》研究的又一方法论上的启示。基于《说文广义》这一启发,文章以《说文》中“词与意义说解”为切入点。从“训释种类”、“训释方式”、“补充和引用”、“联绵词训释”四个方面。对《说文》进行了类聚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揭示了运用这一分析法研究《说文》的现代意义。     

岳麓本《船山全书》编校后记讹衰举隅

自1982年至1996年，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了船山（王夫之）遗著，名之曰《船山全书》，共16册，计46种，每种之末，均有编者写的编校后记一篇。然而文中编者误解船山原著文意和字义者竟不乏其例，试析如下。一、“一以《集韵》为序，始于东”究系何义？岳麓本《船山全书》第九册为船山研究文字学的专著《说文广义》，该书于1989年7月初版，1996年10月重印。该书之首，船山撰有《发例》一篇，该文第一段说：“兹奉六书为宗主，以广《说文》之义，诸不见《说文》者不及之。许氏始制，始于一，终于亥。今旧本部次无所从考。一以《集韵》为序，…     

论王船山《说文广义》之义理思想

王夫之为清初大思想家,著作等身,其关于文字学类唯一著作《说文广义》,内容虽是补《说文》之所未备,阐明文字之用,但同时亦展现出其义理思想之特点。本文从"理气心性""君子"等论题,讨论王氏思想之展现。王氏从对于字词本义的解读,延伸及"理气心性""君子"等义理论题,显露出其深厚的人文涵养,故能从一个字词的解释,引申说明立身处世之道理,可为研究船山思想之参考。     

论王船山《说文广义》之义理思想SSCI

王夫之为清初大思想家,著作等身,其关于文字学类唯一著作《说文广义》,内容虽是补《说文》之所未备,阐明文字之用,但同时亦展现出其义理思想之特点。本文从"理气心性""君子"等论题,讨论王氏思想之展现。王氏从对于字词本义的解读,延伸及"理气心性""君子"等义理论题,显露出其深厚的人文涵养,故能从一个字词的解释,引申说明立身处世之道理,可为研究船山思想之参考。     

张澜的义利观及其启示

张澜的义利观及其启示张利源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张澜有“感于国家之阽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１］，撰著《说仁·说义》二篇，在《说义》中详细阐述了义、利的内涵、外延以及树立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后，他撰写《墨子贵义》，对义、利的含义以...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释

《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是研究孔子对于君民关系思想的重要篇章。但是此语太短,又失却具体语境,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在新出郭店简《尊德义》篇中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一语与其相近,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笔者对于《尊德义》所作考释、研究,可以认为《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含义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管之"。     

《玉篇》部首说略

《玉篇》部首系统承《说文》而有改易：《说文》“据形系联”；《玉篇》“以义类聚”。《玉篇》对《说文》５４０部进行删并、增补：删并１１部，增补１３部     

论《文心雕龙》中的“章明句局”说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有针砭当时文坛时弊之义.《章句》篇提出了“章明句局”说,对于其重要意义,黄侃认为“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刘永济则有“自然之次序”的解释.安章宅句有五大原则,即:“振本末从”的整体有机原则;“舞容回环”的艺术性原则;“随时代变”的句中用字变化原则;“折之中和”转韵原则;“闲而有用”虚字运用原则.《章句》篇的核心是营造语境问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     

论发胸臆 文成手中

今人之所谓“议论”,在刘勰《文心雕龙》里,是分而论之的.《文心》有《议对》篇和《论说》篇,如所周知,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议、对、论、说,乃四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及文体.对、说略去不表,特拈出议、论释之.     

树立共产主义的荣辱观

<正> 荣辱观从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光荣,什么是真正的耻辱,并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荣辱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关于什么是荣、什么是辱的问题,我国古代不少人作过研究。战国时代的荀子还写了《荣辱》篇,他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简注》第28页)等等。在荀子看来,不管是“先义”还是“后义”,其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个人的“安危利     

《文子》的“四经”说

《文子》“四经”指德、仁、义、礼,源于《老子》对仁、义、礼的有限肯定。《文子》在《老子》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德”的含义,改造仁、义、礼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四经”说。《文子》以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根源在于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仁、义、礼的相对性。《文子》建立了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不同于《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法融合模式,属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派别。《文子》“四经”说的研究,对重新认识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丰富思想面貌、重新评价战国时期的儒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

《尚书》文本在形成与早期流传过程中虽然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它们在事实上启导了早期的文体分类观念.《尚书》中的训、诰、誓、命,最初为仪式或行为,后向文体名转变.《尚书》的篇题构成与文体分类,也要在此背景下理解.清华简《尹诰》对应亡佚的《咸有壹德》,其篇题当拟作"尹告",得自文中"挚告汤曰"一语.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应亡佚的《说命》,其中册命的内容合乎"命"之篇题.通过清华简的新材料,我们得以真正理解《尹告》《傅说之命》等篇题的由来,并可进一步证伪晚书.     

《文心雕龙·序志》义疏

吴林伯先生从事《文心雕龙》研究多年,撰义疏百万余言,本文为其中之一篇。吴先生所作《序志》义疏,颇有精义,不仅旁征博引于前人,而且溶自己灼见于其间;既缕析刘勰著述之用意,又指出其思想之短长,这对理解、研究《文心雕龙》是会有助益的。因原文较长,故断全篇为上、下,分两次刊出。本期所载为前九节,后九节下期续完。为阅读方便,《序志》原文亦随义疏列在各节之前。     

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

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黄德宽，常森安徽大学程树德《说文稽古篇·凡例》云：“《说文》为汉人所作，其中字义，可以发见汉以前之逸史、制度、风俗者不少，亦断代为史之一种”。①事实的确如此。《尔雅》之后，最能从小学上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著作，首推许慎的《说文解字...     

试论董仲舒的五行观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在《春秋繁露》中被直接用作篇名的主体部分,它们是“天道”、“王道”、“阴阳”和“五行”。其中“天道”有3篇:《天道无仁》、《天道施》、《循天之道》;“王道”有2篇:《王道》、《王道通三);“阴阳”有5篇:《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五行”最多,共9篇:《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应该肯定,董仲舒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五行观,它不仅在9篇专论中得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