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议会迷病申论

近年来,史学界在充分肯定宋教仁的历史功绩时,往往倾向于否认宋教仁在政治上患有议会迷的病症。诚然,抓住宋教仁的妥协倾向而否定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妥当的;把宋教仁称之为民国第一罪人,是国民党同仁的偏激之词;至于那种把宋教仁和修正主义相提并论,批之为投降派的作法,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作为否认宋教仁患有议会迷病的根据。而且我们研究宋教仁的议会迷病,主要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考察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事实上,宋教仁的议会迷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软弱性在政治上的客观反映。而本文在考察宋教仁的议会迷病的时候,也不仅仅局限于宋教仁其人。一、关于议会迷的病症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主张议会民主并不就是议会迷。现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议会民主     

辛亥革命时期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及其演变

北一辉与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先于1906年进入＂革命评论社＂,同时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结交。其政治活动的重点随之逐渐由＂国内改造＂转移到支援中国革命上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作为宋教仁的助手,同时作为＂黑龙会＂的观察员赶赴中国,支援革命党的活动。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发生了异变,与其思想中由来已久的缺陷相互呼应,通过1915—1916年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具体展现了出来。可以说,辛亥革命以后,北一辉的思想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抛弃了亚细亚主义的本义,开始呈现出东洋霸权主义的思想特征。     

宋教仁留日时期的思想特点

宋教仁从1882年出世到1913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三十一年中,有七年留学日本。这七年正是宋教仁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1904—1911)的风华正茂时期,为其世界观的形成和一生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因此要研究宗教仁,就不能不探讨他在留日时期的生活、学习、革命活动和思想风貌。 宋教仁踏上留日征途是1904年12月5日,与其说他是赴日留学倒不如说他是逃避追捕。这年秋天,华兴会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作为封会长的宋教仁频繁活动,不料临近起义日期却事机败露,宋教仁被清廷四处通辑。万般无奈,宋教仁才在上海黄浦江口踏上赴日的轮船,怀着沉重的心情乘风破浪来到了当时正向世界(足屈)起的日本。这时,在留学生中正在展开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宋教仁一到东京,就被这种革命热潮所感动,一洗起义失败后那种悲伤激愤的心情而代之以火热的革命斗志,他更名桃练,继续开展反清活动。他和黄兴一起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联络留学界百余人,从事民族革命。留日湖南学生组有同乡会、湘西学会,他经常社会演说:留日学生组织的演说练习会也经常留下他的足迹,并充任该会的书记。宋教仁还担任了《白话报》历史、地理、论说、时论四门的主笔,不断为其撰写文章。为了磨练革命意志,他常往黄兴组织的体育会练习打靶、骑马、舞枪。190     

论宋教仁的国家结构观和地方制度观

自武昌起义至被刺身亡,宋教仁的国家结构观和地方制度观经历了二次转变。1911年10月至1911年12月,宋教仁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结构,1912年1月至8月,宋教仁改变立场,主张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实行中央集权,1912年8月至1913年3月,则又逐渐趋向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地方分权。宋教仁每次转变,都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     

父权制历史、神话与波伏娃的女性“他者”地位

波伏娃在她《第二性》＂历史＂一部中已经很彻底地回答了女性被确立为＂他者＂的原因。造成女性之所以是＂他者＂的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完全要归因于长期的父权制历史和父权制下出现的神话文化。     

宋教仁哲学思想倾向简议

以往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往往只作唯物与唯心的绝对划分,而忽视具体思想结构研究。在宋教仁思想研究方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1961年,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宋教仁是唯物主义者,1987年,在纪念宋教仁诞辰10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有人认定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对人物思想作这种绝然划分,往往易陷入矛盾。本文认为,宋教仁的思想唯物与唯心互相柔杂,甚至“混然一团”,这是铁的事实。因而,我们只有在探索其基本倾向同时,着重研究其具体结构。才能窥其真貌。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吉林辛亥革命史料拾遗

有关廖仲恺、林伯渠、熊成基、吴禄贞、柏文蔚等同盟会员在吉林省的活动情况已有多种史料、论著载记,无庸赘述。本文仅就各省政协文史资料刊载的其他革命党人在吉林活动的有关史料,稍加整理,提供史学工作者参考。宋教仁离吉后的踪迹大约在1907年的6月,宋教仁联络割据吉林省桦甸一带的团练首领韩登举失败后,不得不离开东北。他化装成日本人取道朝鲜,还取了个日本名字叫桃源宗介。宋教仁在朝鲜清津结识了革命党人卞秉灿,并在清津被日本招来修建码头的数百名我国山东籍工人中宣传革命     

宋教仁研究刍议

今年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宋教仁诞辰105周年。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宋教仁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本文不拟对宋教仁的一生进行评价,而仅仅从接触到的有关材料,就宋教仁研究本身谈些个人浅见。一。     

重读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３２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袁世凯为什么…     

“被”字句的历史发展及不表示被动关系的成因

讨论＂被＂字句的历史发展,从表示＂遭遇事物＂、＂遭遇动作＂到＂遭遇事件＂、＂遭遇状况＂的发展变化,不表示被动关系的＂被＂字句即这种变化的结果。     

宋教仁与湖湘文化

从沅水之滨桃源甘谭走向全国和世界的宋教仁,是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辛亥革命主委领导者。其为国为民的革命业绩与事功,堪称遐迩皆知,亦曾引起訾议。本文试图从家教仁与湖湘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宋教仁一生革命实践的主要特征,从而重新审视其革命事功。笔者认为,宋教仁之所以能在近代民主革命浪潮的摔打中迅速成长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主要源于他那颇具特色的务实与创新精神。务实是他对湖湘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则是他对湖湘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充实和发展。     

宋教仁的农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宋教仁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第一任农林部总长,对发展农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宋教仁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落后的原因。宋教仁主张从加强农业理论方面的研究、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提高农业生产力、设立金融机关和教育机构、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促进农业现代化。研究宋教仁的农业思想,对于我们当今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教仁与民初法制

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新篇章。这次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宋教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在中国最早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倡导者、组织者和织极推行者。他与民国初年的法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法律制度,不能不研究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制院第一任总裁的宋教仁的思想和活动。 宋教仁(1882～1913年),湖南桃源人。字(?)初,又作钝初,号渔夫。宋教仁宣传和创制资产阶级法制的活动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从1904年底赴日留学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阶段宋教仁的主要活动是抨击清朝统治者的立宪骗局,热情宣传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述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异军突起,为文学批评探索文学文本与生产它的历史＂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新历史主义一词于1982年第一次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提及。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和福柯思想的影响。而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蒙特罗斯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高度概括地表述了新历史主义对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过去三十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60年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关系问题述评——以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为重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作用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历史作用标准被首肯,而道德标准被忽略;在肯定历史作用是首要或根本标准的前提下,有限地主张道德标准;以历史进步标准消除道德标准的独立性;把道德标准附庸于生产力发展标准;以历史作用标准为历史人物翻案。这些观念及其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实践,造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诸多困境。至于对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文章认为：首先,不一定非得给历史人物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在事功和道德方面各有千秋,难以作出总体评价时;其次,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在事功方面的贡献而否定、忽略、开脱其道德的不足与问题,反之亦然;最后,评价历史人物,并非以＂成王败寇＂论英雄。     

论“宜荆荆”历史文化同源

＂宜荆荆＂三地地理相近、具有独特的地缘文化;人文血脉相融相亲;行政区划联系紧密;经济文化发展相似;民俗民风趋同。自古以来,三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渊源流长,具有历史文化同源的特质。本文拟根据考古遗存,历史文献等史料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论证＂宜荆荆＂三地合作的历史依据和发展的新契机。     

历史比较视野下重读熊彼特的“社会主义”

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种意识形态与制度并存、竞争的年代,故其思想被深深烙下了历史的印记。熊彼特的＂社会主义＂与马恩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有相似性,也存在显著差别。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较量、竞争的今天,重读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思想,能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宋教仁选举思想探析

宋教仁选举思想源于在留学日本时学习到的西方宪政理念以及国内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实践的推动。内容包括人民平等选举权思想、选举制度建设、选举人资格设定以及服从选举结果的原则等。其参与的选举活动包括组建国民党和组织国民党参与国会竞选。宋教仁的选举思想兼顾了制度建设和实践性特点,展开选举巡游,体现了积极的政治妥协的选举策略,成功赢得了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通过选举和平夺取政权的民主宪政理想最终在民初不完善的社会环境中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