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性日生日成”思想发微

船山＂性日生日成＂思想,融合了宋明道学的多家之学,就性体生成的存在基础而言承自横渠,就其与外物的交互关系而言多取程朱一脉,就性体之生成性而言则来自阳明思想。这种融合并不是外在的拼凑,而是基于船山气论思想的内在需求。文章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其置回整个宋明道学史的视野,以呈现出船山此思想的内在诉求,对前人的吸收、批判与整合,及其可能存在的困难。     

王船山之情论发微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首先得到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独特性。最后,本文将试图以船山之理欲关系论作为例证来阐明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船山思想之通达性由此也昭然若揭。     

论朱子对“明德”的诠释

明德为《大学》中的重要概念,朱子的诠释突破汉唐郑玄、孔颖达等人的解释模式,带有鲜明的理学特征。但朱子的诠释却显得比较笼统,往往兼跨心性来解释明德,不免让人产生疑惑。通过对朱子的诠释中明德和心定义,明德具有的工夫论的特征以及其本身具有的德的属性等方面的分析可知,朱子并非认为明德等同于性,而更多的是立足于心进行诠释的。     

王船山学术研究及其分类

目前,王船山学术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过去虽然有一些学者曾从宏观方面进行过综合归纳,但毕竟已跟不上王船山学术研究的发展,现在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一、王船山本人的学术研究王船山本人的著述是其学术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他的著述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王船山的学术研究范围。王船山的著述共一百余种,四百余卷,最早据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王敔的《姜斋公行述》、《湘西草堂记》,蒙之鸿《蕉畦先生传略》等文献载,王夫之次子王敔先后整理刊刻《楚辞通释》、《庄子解》、《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弘治本《西厢记》“释义”征引类书考

明弘治年间岳家刻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在戏曲研究界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于这个本子的＂释义＂却鲜有探讨。笔者检核发现,该书＂释义＂的主要特征是征引类书,且多有混乱,具有通俗读本的特点。通过对＂释义＂所征引类书的考察,还可进一步推断＂释义＂编撰于明初建文到弘治十一年这近一百年间。     

王船山的“治乱合离”论

王船山继承了自先秦以来以"一治一乱,一合一离"的观念来统观历史之变化的思想,但他不满足于此,而是睿智地将"治乱合离"与道之开展结合起来考察历史形态,为"治乱离合"论找到了形而上之基础,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历史变化的系统的历史形态理论。根据此理论,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治一乱,一合一离"本天道、亦人道、无定亦"无畛"、循环又发展,进而他生发出一种迥异于常的创化历史发展观。     

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

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有系统的关注,对于朋党的起源和形成机制、朋党与科举制度、外戚、宦官、君主的关系等皆有考察,强调“君子”对于朋党之争所负有的责任,深刻地揭示了朋党之争对皇朝的危害。纵观中国古代的“朋党论”,船山所论的系统性和特色是比较突出的。     

“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高潮,则是反倒退,拨乱发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     

“明德”——西周领主土地所有权获取方式试析

西周伦理政治已为学者们所瞩目,但伦理政治借以建立的伦理经济却有待于深入考察。本文从伦理文化角度探索了西周领主土地所有权的获取方式——“明德”。“明德”不仅是周王克配天命的依据,也是周王最高土地所有权观念形成的依据。西周诸侯土地所有权的获得同样来自于“明德”,即所谓的“选建明德”。本文揭示了“明德”的主要内涵即“恤祀”,也就是“孝天”、“顺天”、“承顺天意”。而“选建明德”即“封建亲戚”,这里的“亲戚”主要指“同姓宗亲”。文章还指明了“明德”即“孝德”,何以称“德”而不称“孝”;以及作为天子克配天命受民疆土依据的“明德”,如何演变成周王分封诸侯授民授疆土之依据的原因     

论王船山之“道”的历史性特征

王船山的思想体系是以道为核心的,船山之道绝非一个抽象孤绝、高高在上而超然物外如上帝之类的实体,而是一历史性的活动。此一历史性活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道以阴质阳神相协的特殊结构构成的器物为载体在空间中开展自己,又与时间性结合为一在时间中开展自己。道之开展的两因素论表明,道之历史性是对器物生成所表现的生命性与时间性的统一。道之开展的可能就在于道之历史性的实现。历史性正是船山之道的灵魂所在。     

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

王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可以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其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他的历史通变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王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中西方文明的深度交流,中国学术界对"实践"及"实践哲学"的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船山曾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的概念。目前学界或受培根以来近代技术实践论的影响注重船山"实践"思想的社会生产维度,或者秉承中国传统哲学的安身立命之道而注重船山"实践"思想的道德维度,各有侧重但不全面,这种偏颇导致了对船山"实践"思想的误读。本文考察并借鉴西方实践哲学的思想,从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完整实践观的构建等角度探讨了王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文化认知”命题释义

认知对象只有进入人的文化活动之中,才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文化认知是一种主体性认知,认知主体已有的文化认知结构在认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认知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目的不在于仅仅理性地把握认知对象,而在于理性地把握认知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对认知主体的价值意义,这是由人追求价值的本性所决定的。文化认知作为心理的高级机能,一方面,导致各认知因素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凸显了文化因素在其逻辑发展中的作用。     

王国维与王船山“天才”观异同考释

王船山在著述中多次使用天才这一术语,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将西方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审验两位大师的天才观,具有鲜明的共相性和差异性。共同性在于强调天才的直觉能力和崇高内美的品格,而且天才之作具有自然之特质。差异性在于王船山天才观强调天巧或神技,富有灵心的天才能够领悟天地神理,在诗境中呈现天人合一的妙合意旨。王国维天才观推崇绽出的存在性向,天才心灵对此在生存予以观照,呈现出忧畏罪性担荷等价值维度。王船山天才观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场域的内质元素,王国维天才观则凸显了西方存在主义场域的价值符码。     

王船山对“三曹”诗的评价

王夫之批评三曹诗,见其<古诗评选>及<姜斋诗话>.主要从情景、文气、诗体、语言风格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并客观地比较了三曹的诗歌.从中可认识王夫之诗论的精髓与偏颇.     

“联话”释义

联话是以楹联这种文学样式为主要话语对象的一种独特的传统文论体式,是我国传统文论整体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四大主要功能：一是辑录、保存历代联作;二是评论楹联作品的得失;三是介绍写作背景;四是考释文本。联话之体生成于清代道光年间,是在楹联创作走向繁盛的基础上直接受到历代诗话、词话及文话影响的产物。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的诠释及其意义

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明确指出,"太虚即气"即是指太虚就是气,而非气之外的另一个存在。但太虚之气并非只是一实然的物质之气,而是理气充凝、理气浑然为一的,故可以为道德实践活动的形上本体。船山的这种诠释即不同于牟宗三讲的"太虚神体",也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气本论"。船山并以"太虚即气"来驳斥佛老之虚无以及修正朱子理气二分的观点,以贞定和保存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