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伍非百的正名思想

在准确区分名与实、指与物、名和谓的基础上,伍非百认为,"正名"中的"名"已经不再是具有静态特征的概念或语词,而是具有动态特征的"谓","正名"实质上就是"正谓".尽管如此,他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兼名、别名二律来明确"名",以"唯谓"来实现"正谓",这对于中国名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一阶谓

符号指谓可分为三个阶次。以个别词为主词、以表实在意义的普遍词为谓词的符号指谓为一阶指谓。一阶指谓的真假,取决于个别词所指代的对象是否在自然直观中存在,以及实在词所提供的意义在对象身上有无直观对应物。把一个实在词归给一个个别词,这就是一阶谓。一阶谓可分为对亲指的述谓和对非亲指的述谓。亲指的对象完全在直观中,其异质性自动呈现,迫使述谓加以接受,这叫直观决定述谓。可是,在对非亲指的述谓中,由于对象不在直观中或不完全在直观中,述谓所受到的直观约束是间接的和柔性的,从而易于根据有限直观素材进行主动的同质化建构,并导致异质性的减少或去除。同质化发展到极致就是概念化,其原则为述谓决定直观——概念具有颠覆直观的力量。概念化是一阶谓的痼疾。     

论自然直观的异质性与哲学中立化——异质性理论的预备性探讨

针对先前哲学在直观问题上的种种弊端,本文将人的意识世界另行划分为自然直观和符号指谓。自然直观是通过感官对对象的直接"意识到",与符号无涉。这是一种自然的意识形式,其机能是自然赋予的,它保证了人同周遭世界即时感应的互动性协调。符号指谓是通过人所发明的符号之间的连接去指谓对象所实现的间接"意识到",它是人工的意识形式,是人创造属人生活之所需。符号指谓包括概念思维,哲学是概念思维的最抽象形式。通过异质性理论的哲学分析可以发现,自然直观包含了大量异质性。异质性就是种类间的不可通约性。自然直观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将哲学所分析到的异质性因素整合得天衣无缝。相比之下,包括哲学在内的概念解释则必须接受逻辑约束,只能操作同质性。因此,自然直观既无须哲学为自己奠基,也不可能充当任何特定哲学理论的基础;哲学的本分在于解决符号世界,特别是概念领域的问题。     

论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对象及其启示意义

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对象是指作为本体对象的"自在之物"和"理念"(理性概念)."自在之物"作为在人之外的客体对象,是人的感官感觉得以生成、人的知识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可认识."理念"则是人之理性运用过程中所构成的对象,不可认识.纯粹"理念"虽然不可认识,但的确"存在".在认知层面,它借助于先验理念而构成了一种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思维对象;在实践层面,它通过配得的行动意志,变成了人的行动理想.道德作为一种不可知的理念,不仅仅是可思的,更重要的在于有一个配得的行动意志去行.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     

《公孙龙子·坚白论》新解

在传统名学逻辑化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以“概念”释名。公孙龙的《坚白论》常被误读乃至曲解。公孙龙在《坚白论》中,以“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深度揭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法则,从新维度解读《坚白论》,对于恢复公孙龙名学原貌,重新审视公孙龙名学思想,客观评价公孙龙名学成就,极富学术价值。     

论中国古代名学的理论贡献——从语词符号的角度

从现代语词符号的观点来看,名学正确揭示了名的符号功能,详细阐发了名称与指谓对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规范名实关系的确定性原则,较深入探讨了名称的生成特点和兼名的合成规则,详细讨论了不同名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     

论认识论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含义——兼与吴建国、崔绪治二同志商榷

<正> 主体和客体这一对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反映着不同的对象,因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哲学的认识论中,主体是指认识者,客体是指被认识者或认识对象。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作用和被作用、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表现为由实践、感性和理性等认识环节构成的认识的行为和现象。这种行为和现象是认识论研究的对象。哲学上所谓的认识论,就是人们对这种行为和现象以及它们发展的规律进行认识所形成的概念、观点、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易传·说卦》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与性对举，意蕴主要涵括自然事物的本性与内在规律，属于认识论范围。《后汉书·党锢传序》谓：“天刻意则行不肆，李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这里“理性”概念指个人品性修养，属于修养论范围。南北朝《刘子新论》的《辩乐篇》谓：“淫、怆、愤厉、哀思之声，非理性、和情、德音之乐也”；其《和性篇》则谓；“理性者使刚而不…     

知命与知己——孔子命运观的新指向

与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有所不同,孔子所谓"命",主要指运命而言。但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他强调"知命"、"知天命",要人们透过对命运的体知,认识自己,所以孔子所谓的"知命"就是"认识你自己"。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

文章试图澄清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认为康德哲学是从人的立场出发的主体性哲学,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只是人的理性能力在认识过程中对事物的＂两个方面＂的理解。并通过对作为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能力来考虑的物自身的具体分析,认为物自身的概念在认识过程中具有一贯性。     

公孙龙《指物论》篇悬解

对《指物论》篇的解读,可划分为传统和西学两种诠释理路。而吊诡的是,本来截然相对的这两种诠释理路却共有一个相同的思想预设,即皆以事物诂物。这个预设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在先秦语境和《公孙龙子》文本中,物字实有两个意义:一是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二是可感知的具体事物之名称。指字的意义是指谓,但亦有广狭之别。故《指物论》篇所论的指物关系,具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具体可感的事物与其指谓之间的关系,二是此类事物的名称和其指谓之间的区分、统合关系。公孙龙的这一思想,已超越了白马论、坚白论诸论所达到的思辨高度,体现出综合和辩证的新特点。公孙龙从语言、事物和主体这三个向度来论析指物关系问题,这对现代语言哲学的相关探讨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物”论

人与物的关系是人类恒久的话题,必然也是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话题。阳明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中,关于＂物＂的思想都是其哲学体系中重要的哲学范畴,首先二人之＂物＂都是对客观对象之物的＂否定＂与超越。其次,关于＂物＂的思想在二人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阳明哲学中,格物是致良知重要一环,也是阳明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尤其是在其后期哲学中,物成了＂聚集＂天、地、神、人四重纯一整体,＂聚集世界成之为世界＂的物。两位大师关于＂物＂的思想都直指人生存的本真状态,充满了对人生存的终极关怀,同时也体现了其哲学的伦理实践哲学的重要特征。     

以符号学析“白马非马之辩”

“白马非马”是战国时公孙龙推行的欲“以正名实而化天下” 的辩题.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它是不是诡辩至今仍有争论.本文试图用符号学理论对这一辩题的本意进行分析,说明它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我国先秦的“名” 是一种词项符号,以“名” 为研究对象的先秦名学,是一种词项符号理论.“夫名,实谓也”,①“所以谓,名也;所谓,     

苏轼诗学思想中“物”之审美化的生存论探源

在苏轼诗学思想中,＂物＂是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在生存论的视域中考察苏轼对＂物＂之为＂物＂的理解,廓清苏轼关于＂物＂的审美化的认识,对于苏轼诗学思想和人生哲学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苏轼认为,人与物是原初关联的存在,他们同生共在,＂无心而一＂,圆融浑化。物性的遮蔽与人性的丧失,是本根处是一体的。＂物＂的澄明,是人返朴归真的前提与标志,也是＂物＂赢获审美属性的本源。＂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是心境,也是物境,更是艺术创作与现实生存的审美之境。     

传统中国与文献途径

传统中国是一纵横整体的概念.纵者,上古三代至明清之谓.横者,政治、学术、经济制度、思想风俗,以及宗教、教育、军事等综和联结的大文化系统之谓.纵横统一为一整体.传统中国这一概念,不采取类似"封建"、"专制"的定性词,是一拒绝边见障的本色之指称,通俗的叫法,就是:过去中国.若就历史文献学意义而言,方便地说,"二十四史"之中国也.就学科分类而言,大体上即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理智直观:从康德到谢林的演变

康德在感性与知性之间作了一个绝对的区分,即直观不能思维,思维不能直观,因而概念与直观处于对立之中。他的理智直观所谋求的正是概念与直观的结合,其基本含义是突破时空条件的限制而直接把握对象之本质的能力。不过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是上帝的直观能力,它所指向的对象是自在之物。费希特把直观看成是自我的一种行动,因而理智直观就变成了绝对自我对其一切行动的直接性的意识。谢林在费希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我的理智直观视为自我意识演变的基本手段,他通过"直观的级次"概念在理智直观中注入了时间和历史的要素。     

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述略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移情说美学体系,但存在着不少对审美移情现象进行探究的理论。作为汉语母语中的＂移情＂,其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一是指改变性情以向善,这个意思又作＂移情性＂;二是指情谊的改变;三是指心境的变化。前两个概念与心理学上的移情较为相似,指称＂心境变化＂的＂移情＂则与西方审美中的移情作用比较接近。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代审美移情更看重自然对自我生命情感的影响以及自我与自然的交流。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成熟于魏晋时期,魏晋玄学在这个成熟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弼＂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的说法为中国古代审美移情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头”的隐喻性及其认知解读

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隐喻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概念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种事物、概念。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悉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理解、命名那些不熟悉的、抽象的概念。人类的认知始于身体经验的物质基础,而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原型集合体,身体经验因此成为各式各样隐喻的来源模式。本文根据隐喻概念理论,以汉英身体部位词＂头＂和＂head＂为例,从认知的角度来解读其中所揭示的人类认知规律。含有＂头＂和＂head＂的汉英习语都源自人们对自己身体部位的各种体验,而隐喻在这些习语语义的形成和抽象化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