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夏译本《论语全解》、《孝经传》中的避讳字

西夏仁宗仁孝时期,重视儒学,发展教育,确立了以儒治国、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思想.在这一时期,翻译、刊印了一批儒家经典著作,其中有<论语全解>、<孝经传>等.在夏译本<论语全解>和<孝经传>中,初步发现了9个避讳字,有的避讳年号、尊号,有的避其名讳和皇姓.在皇姓中既避"嵬名",又避"李"娃,这对研究夏国史和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西夏文避讳字的出现,增加了文字的品种,丰富了语言文字的思想内涵.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     

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看汉初《论语》面貌

《竹简论语》不属于三《论》中的任何一《论》,而是三《论》之外的一个杂糅的汉代早期写本。它能够反映汉初《论语》的一些面貌。     

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历史上所谓的《齐论》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 ,二者性质不同 ,在今本《论语》中都有所反映。历代学者对汉代《齐论》的性质、散佚篇章的去向、在今本《论语》中的保留 ,以及战国《齐论》对今本《论语》的影响等 ,都做过广泛的探讨与研究 ,但迄今为止 ,《齐论》的真相依然是难解之谜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论语》成语探析

<论语>成语是汉语成语的精华和瑰宝,对后代的汉语语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论语>中共形成成语276个.就<论语>成语的源流、结构方式、意义演变、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我们可以以小见大地看到汉语成语的发展演变,了解到汉语语言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从而体会到汉语语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论语》的历史世界

文章通过对《论语》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展开对它作为经典的意义的论述。《论语》关涉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即发生于前《论语》时代而进入《论语》的历史,以及后《论语》时代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作者认为,《论语》中,孔子的传经与论史是统一的。《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它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它也具有思想深刻的史著功能,《论语》对历史的评点,就是赋予相关人物、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经典行动。这部经典同其影响下的以《史》《汉》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价值应由此而得到理解。     

苏轼、苏辙《论语》诠释探微

北宋时期,诸多《论语》注本中,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风貌独特,是蜀学《论语》学的翘楚,也是北宋民间《论语》宋学的典范。苏轼、苏辙诠释《论语》既相互辩驳又彼此承继,自以意作,新解迭出,有继绝学、存大道的深厚寄予;既坚持儒学本位又杂采佛老思想,发明经文义理时有返归圣学之追求;既联系个人遭际又结合社会现实,借诠解经文批评时弊,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苏氏《论语》诠释瑕瑜互见,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定州《论语》分章考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之性质约有二说,李学勤先生以其为《齐论》,刘来成、单承彬先生则认为是《鲁论》。实际上,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郑氏注本以及传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根据这种比较是无法确定简本《论语》的性质的。王素先生认为简本分章一般较今本为少,从而否定简本为《齐论》说。但考今本章数,三十章以上凡六篇,而简本虽已残缺,其残存的十枚章数简高于三十章者即有五简,简本最高章数四十七章也高于《集解》本最高章数四十四章。因此,王素先生根据古书《齐论》章数多于《鲁论》的记载所判定的简本和今本《论语》归属,恰恰是南辕北辙。有学者认为汉代《论语》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古论》发现之后,本文不能赞同。武帝时经学出现由齐转鲁的倾向,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的文本应在张禹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八角廊汉简《论语》很可能是与古、齐、鲁三家《论语》并行而内容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     

《论语》教学与“信”字解读

《论语》的“信”字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论语》教学有密切关系。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明确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解孔子的思想及伟大的人格;二是掌握《论语》语录体的特点。在《论语》教学中,应以孔子“诚信”教育思想为教学核心,通过对《论语》“信”的剖析解读,从“信”中领会孔子的思想,从“信”中看孔子的伟大人格,从而完成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的具体要求。     

论《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

《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同《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大量引用《论语》典故;弘扬《论语》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从而援道入儒;选择与《论语》类似的体例。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圣经》《论语》知识论之比较

《圣经》、《论语》的知识论,以建立在认知和价值观基础上的解释模式,从原初存在的出发,将道德作为知识论的价值核心,将知识的"真"联系价值上的"善",最终使知识化为信念。《圣经》、《论语》以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揭示了人的知性存在,主张在对"道"的人生体悟和经验中,将求知修身融于人有限的生命,最终将人的物质生命提升至精神世界,实现生命的价值。     

人《论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本文在简论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从注重言传身教、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教学、善于培养学生兴趣、认真听取教育对象的意见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教师教的方法;从提倡学而不厌、注重实事求是、主张学思并重、鼓励择善从之、提倡不耻下问等五个角度分析了学生学的方法.     

孔子的《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为了纪念孔子把他与弟子们的谈话提炼、编撰而成的一部著作。对它的解释多种多样,但并不可以任意解释。孔子的事业主要在于教育,而不是政治。在孔子眼里,即使是政治,也是要通过教育实现的一种伦理境界。他所构想的这种人类交往的方式超越于现代政治学的范畴。从更广的方面说,孔子的教育也不仅限于伦理。学做完人是综合而完整的课程,它覆盖了我们现在所谓文科的全部。在一个讲求实惠、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里,追求精神满足的渴求常常容易采取极端主义的和只强调特殊性的方式。而《论语》所表达的孔子的人性学说,对于实现人生目的而言是一条平衡的和敞开的道路,它为认知自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训练,是一种根基性的智慧,是激发人类作自我理解的永不衰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