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论1930年代“社会剖析派”作家群的生成及运作

由于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和力度,社会剖析派概念存在的合法性面临着质疑和危机。群体政治兴趣的指引、知识权威的确立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而通过刊物加强凝聚、私下沟通交往和书评加强交流,是社会剖析派运作的主要方式,体现了社群的凝聚力。从社群流派的人事角度入手来分析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及运作,不仅能进一步加强这个流派的内涵建设,为命名的合法性增加说服力,同时对于重新阐述社会剖析派,乃至拓展视阈研究现代文学其它群体流派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滥觞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因其主办的报刊《战国策》、《战国》而得名,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文艺方面的代表为林同济、陈铨。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术评价少。可是,客观中立、理性平和地读过"战国策"派的有关文章后,得出的印象并非许多书中所界定的那般。本文不打算对"战国策"派做总体的描述和评价,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论述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希望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引发更多对于这一由昔日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化流派的关注与不带偏见的深入研究。     

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在几年前黄展骥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的“要害”了吗 ?》一文中 ① ,他一方面认为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使形式派的“不矛盾律”失去普适性 ,另一方面 ,他又把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 ,使两派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平分秋色” !即时引发学者、专家的“争鸣”热潮。有专家认为 ,黄先生这一“修订”引发辩证派的“护卫之战”、“存亡之战”。在本文 ,黄先生简明地摘引 (高度浓缩 )“争鸣”中几位学者的重要片段 ,然后略作比较与评析 ,旨在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世界体系思想的流派与评论

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运动 ,世界体系思想是 1970年代才出现的 ,对 1960年代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是其诞生的直接动力。目前的世界体系思想运动存在两大主要观念流派 ,即以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为代表的“世界 -体系”派 (World -Systems) ,和以贡德·弗兰克和J·阿布 -卢格霍德为代表的“世界体系”派 (WorldSystem)。这两种流派虽然统一于世界体系的分析单位理念之中 ,但它们在有关世界体系的范围、数性、时间、发展变化的动因与规律、思想哲学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解释。     

影史启示录——“歌颂”与“暴露”溯源

“歌颂与暴露”是中国文艺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查一查这两派的“谱系”,理一理两派的兴衰史。在健忘症流行、举世“向钱看”的时代,这种“向后看”的努力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的“与时俱进”。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王士禛与“神韵派”

“神韵派”是清初具有重大影响的诗歌流派。王士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开创者，是它的灵魂和核心。对于这一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王士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神韵”作为这一流派的理论旗帜，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的阐释；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印证了“神韵说”，并为学诗者指出了于诗中得“神韵”的门径；他具有文学流派领袖人物的资质和素养，团结了众多诗人和学诗者，壮大了“神韵派”的力量。     

中国新文学发生语境的吊诡——从胡适“他们”与“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出发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白话为"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意识上有着十分尴尬的解说。分析胡适的心理深层症结,对其构建的以白话文为底色的新文学逻辑进行深入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思想谱系的吊诡。胡适主导的精英意识和另一种启蒙路径——民粹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无论胡适们当年怎样为"他们"呐喊,他都会走向"我们"。     

"国剧运动派"的群体构成及文化心态考察

国剧运动研究难以有新突破的原因主要在于过于依赖文本的分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本文把国剧运动看作一种流派,从社群流派的角度对国剧运动派的成员构成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国剧运动派内部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这两种心态的形成进行深入探讨。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从“声有哀乐”到“声无哀乐”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主要体现为“声有哀乐”和“声无哀乐”两大流派。儒家“声有哀乐”对(礼)乐教化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喜、怒、哀、乐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与自然、刑法、政治、道德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声无哀乐”借鉴了道家思想，强调音乐的审美属性，但没有否认音乐的教化功能，而是通过解释音声的本质，揭示了音乐移风易俗的发生机制。“声无哀乐”推进了“声有哀乐”有关德性教化的论述，实现了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     

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关于该文学流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论语派”的文体风格与文化内涵以及“论语派”的所办刊物和相关人物的研究。虽有众多成果问世,但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应进一步考察“论语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适当借鉴社团研究的方法,将该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世界观和“社会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因发源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它的创始人是霍克海默,著名代表人物还有:马尔库塞、阿多诺、弗洛姆、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既是当代人本主义的主要流派,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现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山药旦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四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由于创作风格的接近,被文艺界看作一个流派,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或称“山西派”,或称“火花派”(因《火花》刊物而得名)。郑重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说法则为“山药旦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     

学衡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学衡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宓、胡先■、刘诒徵等学衡派成员都受到宋诗派较大影响。学衡派内部也有唐宋诗之争,这种冲突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的论争,有着复杂的原因。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