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风景:园林视域中的唐诗听觉意象

唐代兴盛的构园之风促使唐人将自然声响引进园林,并用多情的笔触进行描摹与诗化,从而创作了多姿多彩的听觉意象。这些听觉意象以其空间构建性与情感性构筑了浑然一体的诗歌意境,并对空寂与闲逸的诗美具有衬托之效。浑融的诗境与多样的听觉意象又对园林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听觉意象物化为园林中的声景观,诗歌的静美与闲逸也成为园林立意的重要主题。这种诗歌与园林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诗歌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多元价值。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唐代诗人狂者精神论

唐诗中有大量"狂"字,"狂"在唐代诗歌中所指主要有吟咏之狂、性情之狂和饮酒之狂等三个方面。唐代诗人的狂者精神在唐代的演进与唐代社会密切关联,亦与儒、释、道相关联。狂者精神具有促进唐诗的创新与超越、塑造唐代文人自信自负的人格范型等独特的文化内涵。     

诗意空间的权力经纬——布迪厄场域理论在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中的运用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人园林背后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文人园林在遵循权力场域的运作逻辑的同时有其自身相对独立性,它是以文人群体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权力网络;文人园林作为场域是以文化资本的争夺为中心的;文人园林内的行动者形成一定的审美惯习,但是这一惯习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社会区分功能。     

唐代文人禅诗禅意论:孤静·空灵·冲淡

唐时禅宗一派的空灵流溢的审美观感,对唐诗内容、形式以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嬗变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与禅的联姻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蔚为大观的诗歌体制——禅诗,唐代文人更是融合诗与禅的精思妙路,另辟蹊径地耕耘出文人禅诗的广阔天地.孤静、空灵、冲淡是唐代文人禅诗总的美学风范,通过对这组审美范畴的深化解读,无论对诗歌美之内质的求索,还是对禅宗悟之肌理的剖析,抑或是对唐一代文人禅诗之禅意的探掘都大有裨益.     

中国园林文化的道家境界

在世界古代三大园林文化体系中,堪与古希腊、西亚园林相媲美的,是独具东方文化神韵的中国园林。大致而言,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具有皇家(宫苑、陵园)、官宦(宅园、墓园)、文人园林与寺观园林四个类型,在其漫长的历史陶冶、发展中,成为纷繁复杂、独具魅力的一种审美文化现象。毋庸置疑,中国传统之儒、道、释时空意识、文化观念、审美情趣、伦理意志以及人格理想等,都曾经对中国园林文化的建构与演变具有深刻影响。而从自然与人这文化哲学母题进行分析,中国园林文化的哲学之精魂,则无疑是老庄之“道”。这一巨大而美丽的文化现象所涵蕴的,是老庄“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与所谓“穷则独善其身”的“自由”生活境界。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唐代人日应制诗歌及其影响研究

人日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日的习俗在唐代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唐代的人日诗歌,早期集中在帝王倡导下的宫宴应制诗,诗歌主要描绘皇家园林的景色和剪彩登高的习俗,表达了对新一年风调雨顺的期待和对帝王恩情的感激。随后更多的文人受到了人日应制习俗的影响,在人日节开始创作诗歌,或相约登高宴饮,或投诗赠予远方的友人,或抒发自己的心情,人日诗歌在内容上和感情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唐代通俗诗派的文化阐释

唐代通俗诗派是一个带有佛教性质的派别,由一群游离于统治阶层之外,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民间知识群落组成,其诗以佛教意识形态为代码,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社会意识。在诗歌形式上蓄意摒弃了传统的诗教文化,采用民间话语,拒绝、颠覆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贵族诗歌规范和审美方式,使诗歌语言重返社会底层最纯朴本然的生命状态,对唐代大众文化语境的形成以及文人通俗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唐代园林诗歌意蕴论略

唐代士人出则漫游山水,入则吟诗属文,以园林为载体的艺术成果也因此形成。园林传达趣味和感情,物质外壳的内部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唐诗中的园林诗歌,表明中国古典园林与古代文学盘根错节,相互影响并作用。唐代园林诗歌描绘了浪漫雄浑的盛唐报象,隐含了仕隐结合的人生态度,抒发了天人合一的人生情怀。     

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及其文化意蕴——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

灵岩寺作为齐鲁名刹,其独特的佛禅文化与自然景观一直成为历代文人游览歌咏的对象。灵岩寺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文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文人的游观赋诗,在灵岩寺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印痕,扩大了灵岩寺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齐鲁佛寺的文化品格。     

乐府诗中的“梅”意象

梅在古代诗歌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意象,梅花成为文人自主抒情的意象,成为一种极富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符号,凝聚着无数文人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融注了他们炽热的情感和睿智的思索;《乐府诗集》中对“梅”意象的运用渐繁。“梅”由无多大意义的装饰性意象到睹物感伤引发情思的媒介,再逐步发展成为主体审美赞赏的对象,梅花的人格象征意义也逐渐丰富。     

从王维诗歌看盛唐的隐逸文化

通过王维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空间,可以归纳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隐逸文化,透析出盛唐文人在大唐盛世背景下走向隐逸的深层原因,即有唐代统治者对文人士族话语权的限制,“终南捷径”和庄园别业的兴起。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

金陵(南京)与广陵(扬州)同为对唐代文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城市,这在唐诗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在六朝末年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过渡为唐代广陵的繁华.以唐诗为观照点,可见出描写金陵与广陵的作品在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多方面的不同.诗作对两城的不同展示,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从金陵到广陵的文学演进,同时,这一典型的文化现象也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得以观察江南城市文化的变迁轨迹以及城市发展与诗歌表现的互动关系.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止园：吴亮市隐的“桃源想象”

园林书写与园林绘画是当下延续园林文化物质性存在的重要手段,其精神文化溢余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明代文人吴亮市隐于常州止园,融合自身生命体验,建构了独特的“桃源想象”之境,实现了桃源文化意象由哲学思想到文学范式表达,再到实体园林景观的转变。通过张宏绘制的《止园图》和吴亮《止园集》相关诗文之间的图文互动,从吴亮“桃源想象”之境所呈现的朴野之风可以看出,吴亮修建的止园与当时追求奢华之风的富贵园林亦有所区别。吴亮隐于止园,既顺应了当时隐逸文化转化发展、精英阶层造园炽盛的时代风潮,同时也是为避免朝中党争之祸的无奈之举。此外,文人的山水情怀和反哺之情亦是促使吴亮归隐的重要因素。吴亮修园市隐并非是末世心态,而是归隐明夷,比之隐逸的美名,更多体现了吴亮作为文人的担当与自持。     

金代南渡诗人对唐诗接受考察

金代南渡诗歌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倾向,即对唐人诗风的推崇与合理继承、对唐代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给予发扬以及对于唐诗艺术表现成果的借鉴与吸纳.这种异代共鸣不仅体现出接受史上的共性成果,而且也表现出文化建构和时代背景下接受心理的自身特点.     

中国古代文士名人的旅游美学意蕴探微

我国古代文人名士大都钟爱游历山水,欣赏绮丽的风景,为之感叹吟咏,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描绘风景美的游记、山水诗和山水画等,从上述作品里我们可以梳理出我国古代文人名士在旅游审美活动中推崇"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旅游美学思想,并且从游历山水的实践中总结出诸多旅游审美方法和经验,掌握高超的旅游审美技巧,如"游道"、"游术"等.我国古代文人名士的旅游美学思想在中国园林、建筑以及现代旅游资源规划设计开发上有很好体现,对我们来讲,是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