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安于义命”:二程的性命哲学及其道德旨趣

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继承了儒家的天命论和道德追求,在天、理、命、性为一的前提下,强调"命在义中",将践履仁义道德说成是人的天赋之命和人生追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义处命"和"安于义命",二程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待命之分和践履工夫。     

孟子的“义利”观

“义”与“利”是孟子思想体系中一对重要的命题,它不但包含着传统儒家对“理”与“欲”关系的认识,即对道德的追求及对名、物态度的基本观点;同时,亦是传统儒家探求人的本质属性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荀悦"义"概念的道德论特征及其治道功能

荀悦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儒学立场及其经学式文风,即大量引证儒学经典来表达自身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见,这种"缺乏创新性"的表象使得许多学者对其思想重视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分析荀悦如何选择以往的经典思想资源,有助于考察这些经典中的思想观念的"治道功能".本文通过考察荀悦的"义"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情境-道德论特征,并发挥着"治"之正当性来源、"君"之行为准则、立策之思维原则三个重要的治道功能.     

试论孔子的义思想

孔子将春秋时期政治层面的义观念内化为个体道德修养的途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义思想,内涵涉及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和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在孔子"礼义仁"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中,守礼是基础,行义是方法,达仁是目标,"义"成为其中最具实践意义的关键环节。     

论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以朱子论“义”为中心

"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端正。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的"以正为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他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把握时,则主要不是用宜来说明义字之义,而是用汉儒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义之思想义。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了朱子宇宙论的结构图景。     

先秦"义"学新论

"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儒家将它作为思想纲领,而且墨、法、道等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探讨"义"的起源、含义和作用等,可以使人们对"义"有一个更新、更全面的了解.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从“能近取譬”到“指事问义”:中国哲学的一种说理方式

本文就中国哲学史上一类重要的言谈说理方式——先秦儒家的“能近取譬”与唐代禅宗的“指事问义”——进行研究,探讨了这类象征性言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在儒家与禅宗思想中的应用。以《易传》“系辞”中取相观通的方式为案例,阐析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论理原则,同时比较分析了中国禅宗南北两宗及临济宗等学派如何假借各种象征性的手法,以譬喻方式来阐明开悟的境界。从而认为儒家与禅宗所提出的这类言说道体的方式,经由具体经验中的见闻觉察,推而广之去阐明普遍性的道体原则。幽远之道是透过个体的切己经验,譬喻式地来表现的,这与以玄学或形而上学来论说道体的言说方式是相当不同的类型,可以将其看作哲学史上非常特别的一种道体言谈方式。同时,本文还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了这类言说与传统形上学论述之间的互动转换关系。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

屈原的＂美政＂虽是兼融先秦诸子多家思想而成,其核心内容则是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圣贤政治论,它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及其理论基点的学术渊源,均在＂管子学派＂中的＂前期齐法家＂思想中。学界在探寻屈原思想的学术渊源时,由于对＂管子学派＂的发展阶段不甚了然,因而产生了许多错位和附会。     

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现代建构——熊十力《读经示要》"群经治道九义"阐微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概括出"群经治道九义",借助儒家经学的形式建构起了一个外王学体系.通过阐发"群经治道九义",熊十力确立了内圣开出外王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儒家礼治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发展,尤其是对儒家礼治的差异精神与近现代平等理念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群经治道九义"是熊十力数十年艰苦探索儒家外王学的结晶,尽管他后来结合时代变化有新的思考,但在总体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超越."群经治道九义"的提出,标志着一个现代形态的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确立,对其加以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儒学思想及其现代命运的理解.     

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

儒家经典的注释体裁由过去的传注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的义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究其愿因，有经学发展中自身的因素和外在的影响所致。文章分三部分对此作初步的探索，论述了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与佛学、玄学，以及与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南北朝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     

先秦管理思想中的“义”与“礼”

先秦学者(史称先秦诸子)在研究管理问题时,认为"礼"是一种管理秩序和规则,而"义"是管理秩序和规则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正确认识了义与礼的这种关系,才能顺利地开展管理工作.     

论孟子“利”思想之辨

“义”“利”关系作为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孟子究竟是侧重“义”还是“利”争论不休。其实,孟子对“利”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表现为其不但将“义”看作最大的“利”,并希望人们能够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利益观,而且也告诫大家不能将“利”仅简单视为形而下的“利”,应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因为这一层面的“利”才有可能是最大的“利”。     

论墨子学说的体系与中心

墨子提出的十项治国之术也被称为“十论”(《墨子·鲁问》)。治墨学者多认为“十论”是墨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所在。但是 ,对于“十论”的核心 ,以及“十论”如何由这一核心引出并形成体系 ,学术界存有歧见 ,有待分析。“天、鬼”中心说视墨子思想的根本义是法天仪鬼 ,同乎神教的主张 ,以及“兼受”中心说把“兼受”做为引发和衍生墨子其他思想的中心的看法 ,均值得高榷。正确看法应是“义”为中心说 ,即“义”是墨子思想与实践的核心 ,“十论”由“义”出。     

儒家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的挑战——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创造性地运用并诠释先秦儒家思想,为回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儒家思想的动态特征,在对主体性的动态化的理解之上,揭示“道”、“仁”、“和”的动态化内涵。其次,它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能脱离关系与环境而实现。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儒家的民主思想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儒家角色伦理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不断到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觉地承担并且协调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促进群体的和谐。然而,如何处理不同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冲突,以及个体的道德良心与自律如何在群体关系中得以保持而不受侵害,是儒家角色伦理学应当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