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谨就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应充分估计和大力宣传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两党所造成的积极影响,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大造舆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的影响的研究和宣传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在它对国民党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和宣传却很不够。一方面,我们强调,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组织、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夺得了抗战的胜利,而且为后来打败蒋介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则把它在大陆的失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联系起来,认为与共产党再度合作是一个“根本错误”,“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由于这次合作使中共“坐大”发展,最后颠覆了国民政府。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共产党占了第二次合作的便宜,国民党则上当吃亏。     

第一次国共合作新论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已成历史定论,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两种性质的革命同时并存、交互更替的时期.关于这种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延续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遭到失败.不久,他毅然改组国民党,转而与共产党合作,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序幕.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认为保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随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破坏，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为此与共产国际做了一定的抗争     

翟秋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于党的“一大”后,前后持续了两年时间。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及社会主义重要法宝的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确立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直接有力的推动了全国性的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把中国历史,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代,推进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     

中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的探索

一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在组织形式上,第一次是党内合作;第二次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适当的组织形式,对于巩固发展合作关系,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进程是很重要的。中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的谈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诚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逼进。企图侵占全中国,损害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才使蒋介石改变对中共的政策,由军事“围剿”的方针改为“谈判”的     

国共合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论

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有它光辉的一页。但是六十年来,几乎从它开会的第一天起,对它即是褒贬不一;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它的光辉几乎被全部湮没了。拂去尘埃,去除偏见,显示它的本来面目,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正确地认识大革命前后国共两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于准确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是不无意义的。一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是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紧迫需要,它面临国共两党能否继续合作的严峻抉择。在两年前的1924年1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改组国民党,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经有过两次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形成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形成了全国抗日的局面。国共两党这两次合作所以能够形成,其客观条件和基础大不一样,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两次合作都顺乎历史的潮流,合乎人民的意愿,因而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陕西共产党的组织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陕西共产党的组织作用李学诗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好。冯玉祥的国民军五原誓师，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之雄；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民众运动如火如亲，仅次于两湖和广东。这一切当然...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为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以此为基础,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为国民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与国共两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本文以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所执行的截然不同的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对国共两党及全民族抗战的影响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国民党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但也有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之时抵御外侮的一面；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但却有共同的民族利益；现在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两党有着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点没有改变。因此，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全面振兴，国民党应响应共产党的主张，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实践及其贡献

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通过主编的报纸,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苏俄,赞扬工农运动。在创办学校的活动中,为国民革命培养人才,积极参与黄埔军校建设,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真诚维护国共合作。这些努力有助于中国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视工农运动、了解苏俄,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浙江的形成和发展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的历史进程。其后,经过两党中央代表的多次谈判,在“七·七”芦沟桥事变所燃起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烽火中,宣告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浙江的两党地方当局,也在差不多同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年抗战期间,它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现将各个阶段的历史概况及其主要经验教训,概述如下: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伟大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阐述其伟大历史功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本文分析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抗战战略形成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指出领导中国坚持抗战胜利的重任，不能不更多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试谈郭沫若对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前两次合作,对推动人民革命事业、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中,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郭沫若起了巨大的作用。“春兰秋菊,遐迩一家”。祖国统一、民族昌盛、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今天,在我们盼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的时候,回顾、学习郭沫若同志在国共合作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政策、策略观念是倍感亲切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入侵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能够坚持八年,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民力、民心和民族精神所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功。本文拟就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及其与抗日战争的关系、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

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在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过去、国内的一些文章在分析共产国际集中组织原则的作用时,往往只强调它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与干涉,而对各国共产党反对共产国际的集中制和苏共大党主义、争取独立自主的活动则论述不够。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前期形成的。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就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统一的、坚决的国际组织。” 1920年7…     

维经斯基策划“上海谈判”原因探析

维经斯基作为俄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肩负着指导中共中央维护国共合作的使命,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破坏。维经斯基认为要维护国共合作,就必须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共产党只有掌握领导权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国共合作的长期性。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放弃领导权,而维经斯基则指导中共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维经斯基的做法惹怒了俄共中央,声言要追究其个人责任,在俄共强大压力之下,维经斯基改变斗争策略,亲自策划了以维护国共合作、分化西山会议派为目的的国共上海谈判。     

"华北事变"前后中共统一战线方针演变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因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又受制于国共两党间的战争现实,再加以当时"左"倾政治思维在中央占据主流,中共坚持了激进的"苏维埃革命"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新变化;中共对"左"倾错误进行纠正,逐步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工业遗产与地缘政治中的“东北接收”（1945—1948年）——对国共两党组织体制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国共两党对战后东北接收方案的比较入手，通过考察双方对区域工业遗产作出回应的具体策略及过程，揭示两党在接收中的不同组织困境以及各自的克服之策。复员和动员分别是国共两党在各自区域内的基本组织逻辑，而“条”“块”间的冲突与“统”“分”间的张力则是二者分别面对的结构性困难。在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国民党坚守城市和铁路线，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接收要员发挥空间受限；中共虽退居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但能接续既往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并促发军政和财经干部在组织上的创新。对东北的接收方案的差异既是两党利用组织原则应对地缘政治和区域制度遗产的体现，更折射出各自建国方略上的差别。从组织体制上来说，东北的接收恰恰是中国国家建设在20世纪中叶的转折点，其所激发出的政党在组织上的创制提供了由战时走向建政的组织上的转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