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

在深入讨论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有些同志认为逻辑证明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因为只要给予的前提是真实的,又能正确地运用思维规律进行推理,就可得到精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用“是否合乎逻辑”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首先,即使经过逻辑证明能够保证结论正确,这个结论不需要再经过实践检验,也不能认为逻辑证明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相反地,倒是说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逻辑证明要想得到可靠的结论,要求论据是真实的,但论据的真实性在逻辑证明中,是作为被给定的前提而存在的,这就已经说明论据的真实性在逻辑的范围内是无法确定的。     

从认知角度分析汉英“圆”/round的隐喻意义差异性

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人们的心智具有体验性,思维具有隐喻性和想象性。人类概念系统是隐喻的,理解和真理是相对于人们的文化概念系统,意义来源于物质和文化环境中的身体和社会经验。语言学理论是通过对大量语料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来支撑其论点,蕴含民族文化特征的大量汉英＂圆＂/round的隐喻句子是论证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很好论据,对其差异性分析又能清晰地展现民族思维特征。     

论推理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辩证统一

<正> 真实性与正确性是分别与思维的内容与形式相关的两个既有内在联系而又彼此区别的方面。真实性是指一定的思维内容如实地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正确性是指一定思维形式结构之间的内在必然的联系。     

论文答辩中论据答辩的难点疑点剖析

论文答辩时，对论据的反复认定而进行的种种“辩”与“析”占去相当的回合。论据答辩的过程中，常出现片面性、多义性和潜在论据的种种复杂现象，干扰和分散答辩者思维的统一性。为了使答辩者免于陷入这些“沼泽”，就要做深入的辩析工作     

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是两个”的问题

我阅读了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在《学术月刊》发表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是两个”一文,有几个问题我不十分理解,因此特别提出向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请教。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在文章里论证“哲学的根本问题应当是两个”这论题时,曾阐述了两个论据:(1)“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来看,并没有包括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2)“理论的根据”,即列宁和毛主席有关这问题所给与的教导。我的问题是有关这两个论据的。先从第一个论据谈起。王红玫和秋白兰两位同志在提出第一个论据时,认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并没有包括     

论法律属性与法律思维的关系

关于法学属性的前提性认识对于法律思维的进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如果更多地强调法学的科学属性,那么在法律思维的过程中就会更多地坚持形式主义思维的进路,倾向于对法律规范进行客观性的解释,并将解释结果通过三段论推理运用于案件,其关注的是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的实现;如果认为法学更多地是有关价值性问题的学问,那么法律思维就会倾向于关心法律的价值性和实效性以及案件实质正义的实现,旨在通过发掘、寻找有关的资料、论据以确证结论的可接受性和正当性.     

确定性思维视域下的西方民主话语：表象、本质及其批判

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既要从话语结构层面揭示它的虚幻性,又要从话语本质层面揭示它的内在逻辑。近代以降,随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民主话语被赋予以资产阶级政治话语为核心的正确性与真理性。现时代,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的笃定并非仅是意识形态的现实选择,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确定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民主的本质与历史揭示西方民主话语的真实性,并不能彻底批判它的虚伪性。只有在审省西方民主话语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其模糊性本质及其广泛传播的现实路径,进而阐明模糊性在民主话语的体系构建与话语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正当性与比较优势。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的确定性思维,是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和破解西方民主转型思维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民主话语自信。     

试论实践的物质性

最近两年,在我们哲学界流行着一种很值得商榷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实践对于思维,归根到底,不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实践的对立面,在一种关系中是存在,在另一种关系中是思维”,“而存在……,它无论对思维还是实践都是第一性的,而实践对于思维,归根到底,不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实践第一不等于实践第一性”,不能“把实践等同于存在”,用实践的范畴“吞没”存在。“如果把实践等同     

"十七年"文学三论

本文探讨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三个问题个性色彩淡化,非理性的被压抑,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试图对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主流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与新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揭示.     

由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

1937年,顾颔刚、童书业两位先生合写的《鲸禹的传说》发表以后,鲸禹作为史前人王的真实性受到了彻底怀疑甚至否定。但就其对构成此说的主要论据--《山海经·海内经》中的"稣俊生禹"和《天问》中的"伯禹腹鲧"两条材料--的释解而言,不仅结论武断,而且方法有误。一些学者于此不惟不察,相率引以为典据,且拿教条化的线性进化论做"履",削中国历史文化之"足"以适应之,硬道中国的史前史系统。由此,不仅被颀先生逐出历史界的鲧禹在所谓对历史的"新认识"中又回到历史中来,为不同的学科扮演起不同的历史角色,而且连其他一些神话人物如盘古、女朗、伏羲等,甚至寓言人物愚公、夸父等,也被纳入历史系统中定位为某一阶段的象征。这一结果,恐怕为顾先生所始料未及。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学术浅薄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即将终结之际,对此加以全面深彻的反省并思改弦更张之法,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