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以福州为分析中心

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资料,运用统计方法,以福州为例,研究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的关系,指出近代福州精英群体活跃于国内政界、军界、学界,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并呈现人才集聚的特征。近代福州精英群体的形成,除得益于传统文脉的延续外,与近代开埠有极大关系。都市的繁华,外国势力的深入,市民力量的兴起,商埠贸易的频繁,使近代福州人口流动性增强,民众受教育机会增多。信息来源渠道的拓宽,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因此能得风气之先,涌现大批优秀人才。     

近代职业会计师与所得税法的推进(1936-1937)

在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之后,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职业会计师积极联合商界,参与到所得税法的讨论之中。与工商界关注于自身税负不同,所得税开征对于会计师来说意味着新的业务来源,会计师所关注者并非自知所得税情形,而是立于商界立场,为其提供专业咨询。在税法颁布后,又接受各地商会邀请,演讲解释税法的细节与疑问。职业会计师的税政参与,并非得自政府的授意,但其自主的职业行为,对促进税法的合理化及社会对所得税的理解有正面效用,也拓展了国家税政的民意渠道。     

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1927至1931年间,所谓的“上海问题”,即上海租界的出路问题,引发了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国际人士和中国人指责外侨歧视华人和维护特权地位,导致“上海问题”无法解决。面对这些尖锐的指责,外侨亦不肯缄默,以谁对上海的发展贡献大、谁是上海的主人、未来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等问题予以回应。外侨所争虽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深入考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外侨回应的依据、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揭示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叙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盖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主张上海租界发展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角度观之,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

信用是银行业的立行之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贯重视信用建设,一方面,该行不断增强信用意识,通过加强内部职工管理、努力改善服务质量、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等渠道来提高储户对自己的信任感;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信用方式、建立客户信任保障机制、加强内部组织控制等措施,不断健全针对授信方的信用管理制度。但是在旧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有效运作,决非银行自身所能保证,而是受到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反动政府、不良的社会法制状况和道德水平等社会系统性因素的制约。     

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

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内外贸易、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主干部分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的演进,促使后者的生产内容、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革,上海与这一地区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也因此日趋紧密.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心态

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群体。人力车夫是上海城市的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研究人力车夫群体心态,可以清晰地把握其心理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人力车夫群体的立体了解。     

近代民俗变革的动力考察——以上海为个案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民俗是一种重要的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近代以来,民俗变革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国家权力由此介入其中,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本文以上海一地为个案,探讨民俗变革这一政府行为的动力,不仅是梳理民俗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可视为这一时期政府行为的典型案例。     

论苏州早期近代工业的先天不足——以上海工业近代化为比较

鸦片战争后,中外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逐渐为部分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认知,发展近代工业,以对外御侮、对内震慑,走入了历史进程。作为新兴口岸城市代表的上海和作为江南传统都会城市代表的苏州,先后迈出了近代机器工业的艰难步伐,但是发展的结果却有天渊之别。本文以近代上海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为比照,检视苏州早期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     

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

上海钱业在辛亥革命后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同业内部管理和对外交流的公共事务日渐繁多,同时受清末民初工商界结社制度导向的影响,上海钱业公会应运而生。尽管其初期的组织形式和会务制度比较简单,但其后渐趋完备,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维护同业利益,促进同业发展,表明这一中国本土的金融行业为应对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持的进取态度。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青年女性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闹的城镇,务工经商,形成近代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打工妹"群体的数量、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进入城市劳务市场的"路径",可以断定:"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籍贯构成上,打工妹作为苏南农民工的主流,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但苏南人占主流;年龄构成上,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其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试论外商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业——以塞法迪犹太人为例

房地产是近代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的兴起和发展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上海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外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塞法迪房地产商人,他们对近代上海房地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近代上海房地产近一个世纪的活动,使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对这个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成为近代上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     

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以上海为中心

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以一种风行草偃之势"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和地区性的文化变为统领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当革命文化由农村而城市,与都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迁.以多元文化为主体的上海都市文化在1949年后,也迈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隐性构造,上海都市文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使革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职业分层片论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打工妹群体职业较为分散,但相对集中于轻纺工业。不同职业,各具特色,即便同一职业,因分工不同,也显示出职业的层次性。而职业分层,直接影响打工妹的社会分层。打工妹群体的职业分层,决定于技能因素和非技能因素。技能因素是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常态,非技能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机制如"乡谊资源"的不均衡和"地缘倾向"的普遍存在造成机会的不均等、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成为构筑长三角地区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依据"等,与市场化要求背道而驰。而非技能因素的主导性作用,使职业分层往往具有复杂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职业分层与社会分层、文化基因互动影响,使打工妹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分化分流,走向不同的职业岗位。     

近代上海摊贩治理述论

明清之际,松江府一带商品经济发展全国领先,开埠以来的上海更一度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城市。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摊贩治理问题逐渐提上日程。清朝末年,上海地方当局借鉴租界西方市政管理经验,开始局部性整顿摊贩,到20世纪20年代已出现比较完备的专门性摊贩治理规章;进入30年代,政府对摊贩组织管理加强,对摊贩活动限制亦趋严格;抗战胜利后,当局对摊贩的干预空前强化,政府厉行取缔摊贩,导致摊贩与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酿成暴力事件,地方当局对摊贩的治理进入弹性化的轨道。     

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的合法性探析——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例

社团的合法性包括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四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探析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合法性的实质是从不同层面分析金融同业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管理上的模式,以及它与当局之间在利益博弈上的关系.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如何建立和完善金融同业组织提出相关建议,给出历史借鉴.     

论近代早期英国职业观的变化——以商人和律师为例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化最为显著的过程,人们逐渐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对财富、地位和职业观念的单一性,各社会阶层尽管对财富、地位和职业有各自独特的看法,但是,由于财富和地位的获取途径的拓宽,整个社会对获取财富和地位的新的手段和新的方式予以认同;也由于新的职业群体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财富比例上升并由此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新的职业和从事新职业的群体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

在近代上海都市公共卫生的发展中,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工商社团和业余组织,在时疫救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相比较,民间组织表现出较强的自愿性、主动性,发挥出政府强制政策所不能企及的优势,取得较好的卫生治理效果。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常常导致这些民间组织经费不足。     

商科教育与江浙财团的兴起——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为中心

商科教育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张之洞曾将商科作为“技艺之学”与经学等科并列为“八科之学”.肇始于清末民初的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是浙省商业教育之先驱,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商业专门学校之一.学校地处“商旅遍天下”的浙江,为立宪时期地方绅商团体杭州商学公会所创办,与江浙地区新式商业金融资本家有很大关系.江浙财团基于共同...     

论对外贸易在近代西北中心城市兴起中的作用——以兰州、西宁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入侵,地处内陆的中国西北地区也被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皮毛等畜牧业产品输出的带动下,处于西北河湟谷地的兰州、西宁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影响,逐渐兴起、繁荣并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中心城市的功能日益显现。在兰州、西宁的辐射下,区域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

上海租界先后建有公园15座。近代上海还有一批公用私园,其产权是私人的,但对公众开放,功能近似于公园。这些公园与公用私园,是上海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展示上海城市异国情调的地方,相当部分还承担着城市广场功能,对上海市民带来相当复杂的影响。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等突显西洋色彩,且长期禁止华人入内,因而成为民族歧视的标志。公园门票日票2角,季票1元,并不是很小的数字,上海相当多居民无力入园游览。上海一市三治,缺乏统一的城市规划。民国时期租界公园增多,华人公用私园衰落,是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增大、地价上涨的结果,也显示了上海公共休闲空间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