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程文互通与“破体为文”

宋代科场的程文互通现象极为普遍,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据之以去取的科目往往对其它科目形成强大辐射性影响,使得其它科目产生与主导科目趋同的情况。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对科场以外的文体也形成强大的影响,如北宋前中期,赋的手法在古文、词体中的化用,北宋中后期议论的手法在诗文中的扩张,都是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破体为文现象,无论是内容之破如苏轼之以诗为词,还是形式之破如柳永、周邦彦之以赋为词,我们都可以从科场训练所造就的功底与科场文体间的互通互用里找到依据。以“破体为文”现象观之,科场命题的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主题;科场训练所造就的思维定势则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方式,科场衡文的标准衍化为宋诗文的审美追求,而科场文章矜胜特性所造就的宋人好新求奇,追求卓越的文化性格则强化了破体为文的主体能动性。     

破体为文与文备众体——东坡杂录题跋探析

作为题跋文革新的最大推动力量,苏轼最先将杂录题材引入题跋创作实践,融会贯通游记、史书、传记、小说、经文等多种文体风格,形成了受各类文体综合影响而出现的文备众体的新题跋文。     

论明末清初的“以小说为古文”

以小说为古文是明末清初时期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渊源自明中叶以来王学左派"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思想作风;在艺术形态上,它呈现出描叙细腻生动、破体及以怪奇为韵致的美学追求。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带来了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散文表现手法、文体形式、内容风格以及美学形态上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力,是古文在艺术与美学上的一个巨大创新。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论韩柳之前的“古文”沿革

古文创作不始于韩、柳,古文论亦不始于韩、柳。韩柳之前的古文学家们提出的改革文体的理论,在有关新文体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技巧等重大问题上,已有了逐渐明确的答案,对流行的骈体文作了较深刻、全面的批判和清理,为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

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简论韩愈的“破体为文”

本文分类阐述了韩愈散文中的碑志文、赠序文、哀祭文和论说文以及他的“游戏之文”在内容范围、体式风格、表现技巧等方面对传统的成功突破,论证了韩愈在中国古典散文文体发展史中的杰出贡献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自然而然是陶公的为文准则

古人称陶渊明是“陶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人”。意思似乎是指陶渊明诗文的内容是写与世隔绝的丘山林木、田园景色的；近代学者又誉之为著名自然诗人、自然诗人之宗，又似乎是从风格上给予评价的。在这里，“自然”的隐涵更丰富了。然而却没有展开说。我想从自然的陶渊明诗文、陶渊明诗文的自然以及陶渊明诗文艺术的自然而然等三个方面，说说本人的看法。     

“椽笔淋漓”“倚天拔地”曾国藩古文创作概览

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大将,因地位显赫,社会交往频繁,古文题材广泛,主要涉及治国修身之道,为阵亡将领作墓志铭,为属僚友朋赠序,为丈人墨客文集题言,为文学家、政治家、学者作传.艺术风格上,师承韩愈笔法,一改桐城派呆滞平直、"窳弱之病"以及"懦缓之失",汲取骈文腴丽华美的声色,奇偶互用,借鉴两汉大赋之笔势,变方苞、姚鼐之醇厚雅洁,而追求雄奇恢宏,光明峻伟.     

宋代“以诗为词”现象析论

"以诗为词"是一个曾引起宋以及宋以后历代词人议论纷纷的话题。围绕对东坡词的评论,这个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词与宋代诗文化心理交融、碰撞和观念整合的一个标志,它代表了词的诗化和雅化转变的关捩点。     

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

本文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经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宋初文人的 "尊经"观念对古文理论产生不同导向,一些古文家在理论上为古文的发展开拓空间,在创作实践层面,文人对经典的体认深入古文创作,而古文技艺之进展,又反过来推动释经活动.当一家经学成为官学之后,古文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文格,并未完全屈膝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文本最后对"经术派"是否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柳宗元的"化骈为散"与古文形式的确立

古文形式的确立依赖于韩愈、柳宗元对文章形式的革新.柳宗元少学时文,受六朝、初唐骈文影响颇深,其古文"化骈为散",即化对句为散句,骈散结合,化典雅为通俗,不用或少用典故,化简单的对句为散句长联,将骈文的声韵辞藻方面的特点运用于散文之中,化骈文声韵为散文声韵,使散文一样具有声韵美,多用虚字,形成新的文气.柳宗元之所以改革文章,并取得突出成就,是因为他对骈文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同时也是因为他在贬谪中试图表现自己的才智,以引起朝廷的关注.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论晚明小品结构的近代性

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所具有的抑扬开阖、庄严整饬的结构形式具有抑制个性表现的浓重的古典色彩,是正统道义的合适载体;与之相比,晚明小品结构秩序的开放、灵活和结构组合的多维、场型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能够更加自由活跃并更为丰富地表现个体性灵,从而使被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某种程度地忽略了的个体情感表现,重新置于创作的中心地位,并为“五四”白话散文的结构形成创立了一定的历史基础。     

“为我”与“无我”——论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色之孔子思想,是以“为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最终却落足于“为我”的个人修养。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却走上了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孔子与庄子在“为我”上有一交汇。但这一交汇却构筑了其思想更加激烈对抗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