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鲁王》的女性形象初探

在西部苗族丧葬仪式上口头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塑造了美轮美奂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铜鼓文化的殉道者、能征善战的女英雄、女性神力形象和管家型的妇女群象等,每一类女性形象都有着古老的历史文化蕴涵。     

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生态审美意识

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亚鲁王》是在不断重复的对万物与人的关系的描绘中体现着艺术审美方面的典型意义:万物都是生态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者——苗族人民对自然的质朴认知形成了以平静的语调表达自然、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造物的自发的审美心态;万物是有灵魂、有生命、有情感并相互关联的——自然的整体和谐成为具有生命审美价值的表现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相互交融的一体性——人与自然的融合成为审美表现的终极理想。     

神话视域下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亚鲁王》作为苗族复合型的大型史诗,保留了大量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神话情节和母题。该史诗流传的悠久历史体现出麻山苗族地区丰厚的神话传承土壤,史诗叙事中关于万物起源、造日月等典型神话母题具有值得关注的神话内涵与文化分析价值。     

开发《亚鲁王》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已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化符号,其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是研究苗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目标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务,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软实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打造《亚鲁王》文化品牌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客观需要,是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内在要求,是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的重要举措.开发《亚鲁王》文化,要正确评估民族文化的开发价值,建好《亚鲁王》民族文化生态产业园,与开发攀岩等文化结合起来.可把《亚鲁王》民族文化生态产业园建成集旅游观光、休息娱乐、科学研究、学习考察、民俗活动等于一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功能园区,把紫云格凸河打造为“国家攀岩公园”和“世界攀岩圣地”.     

《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分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叙述了清朝末年至建国初期渭河平原五十多年变迁的神奇史诗,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投身于大革命却牺牲于政治迫害的白灵;有被丈夫抛弃,最后却被父亲下重药医死的鹿冷氏;有不甘于命运的安排,最后却以悲剧收场的田小娥。无论是新时代的代表女性白灵,还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鹿冷氏,还有那位特立独行、为人所不齿的田小娥,她们都只是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女性的缩影,可以说,这三个典型就代表了当时所有的女性形象。     

《亚鲁王》的民间信仰特色

《亚鲁王》唱诵是民间信仰的集大成。东郎与宝目是沟通先祖亚鲁与苗人后代的使者。对亚鲁崇拜的神圣性统领了葬礼仪式。史诗唱诵中对亚鲁的信仰具有普遍性与同一性。对亚鲁的信仰是西部方言区苗人社会的精神支柱。《亚鲁王》史诗唱诵面临着迅速的文化变迁。     

论苗汉文学中祖先崇拜之异同——以《亚鲁王》和《你在高原》为例

《亚鲁王》和《你在高原》作为中国文学中关于祖先崇拜书写的典型文本,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中的差异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与重视。汉族文学中的祖先崇拜已经现世化为“慎终追远”之“远”的逻辑起点——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家族长老,以血缘关联为纽带,以时间为线索,一代代地向上追溯,试图找到共同的终极性的血缘之“根”。这一家族长老系列既是现实中有限性世间凡夫,也是终极世界的象征性精神符号。苗族文学中的祖先崇拜则保留了原初宗教信仰本色,以信仰为逻辑起点,祖先神在彼岸的神圣世界,与祖先的连接保证了当下生命存在的鲜活价值。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对祖先崇拜的信仰内核影响程度之别。     

论苗汉文学中祖先崇拜之异同——以《亚鲁王》和《你在高原》为例

《亚鲁王》和《你在高原》作为中国文学中关于祖先崇拜书写的典型文本,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中的差异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与重视。汉族文学中的祖先崇拜已经现世化为“慎终追远”之“远”的逻辑起点——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家族长老,以血缘关联为纽带,以时间为线索,一代代地向上追溯,试图找到共同的终极性的血缘之“根”。这一家族长老系列既是现实中有限性世间凡夫,也是终极世界的象征性精神符号。苗族文学中的祖先崇拜则保留了原初宗教信仰本色,以信仰为逻辑起点,祖先神在彼岸的神圣世界,与祖先的连接保证了当下生命存在的鲜活价值。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对祖先崇拜的信仰内核影响程度之别。     

管窥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之异同——读《还乡》与《俄狄浦斯王》

以《俄狄浦斯王》和《还乡》两部不同时代的悲剧作品为代表,从主题、悲剧效果、悲剧成因、悲剧主人公身份以及悲剧表现手段等方面探讨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的异同。     

从话语权看《红楼梦》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中的女性的悲哀就是她们在男权世界中处于“失语”状态,或主动“失语”,或被强制“失语”,这是她们悲剧命运的起点也是终点：要么“半失语”,即其言行大部分情况下受“外语境”的制约,“外语境”处于语境的制高点;要么“半语”,即言行不受“外语境”和“内语境”的制约,以内语境支配言行,在言行上没有尊卑观念,这种言行表现导致了“内语境”与“外语境”形成重重的矛盾冲突;要么“全失语”,言行既不自由也不自在,但与外界权势环境的言行一致,极致的状态是“失声”、无话可说。     

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仪式叙事与治疗功能研究——基于文学人类学的分析视角

在贵州麻山地区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是文学想象与叙事治疗的统一体,揭示了文学所具有的精神治疗功能,但这一视角却被学界所忽视。歌师创建仪式空间,进行仪式展演,唱诵《亚鲁王》的相关片断,在仪式叙事中帮助患者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改善身心残障状况,彰显了文学作为语言符号的精神救疗功能。仪式展演的重点是实施过程,而不是表演水平。《亚鲁王》史诗及其仪式展演有着巨大的文化认同作用和精神感召效力,对其治疗效力进行再发掘,将为文学治疗理论的的深化与拓展提供鲜活的本土经验与地方性知识。     

女性：被规范的存在——《恨海》二女性悲剧命运解读

文章从<恨海>中二位女性的悲剧命运入手,进行文本的细读式批评,指出<恨海>是一个以男性中心意识营造起来的审美世界,战乱的因素、身不由己的订婚、封建礼教以及张棣华、陈仲蔼可能有的爱情贞节观念等,对悲剧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都不足以成为悲剧最终完成的根本原因.造成张棣华和王娟娟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是,张棣华、陈仲蔼心中与小说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     

论麻山苗族《亚鲁王》遗续的“道—相—技—法”

日本、韩国以“无形文化财产”“人间珍宝”的命名方式,以特色的语言、特别的知识、特有的经验、特殊的智慧、特定的表述来归纳、建构、保护、传承本国的文化遗产。现实情境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遗续的“道—相—技—法”存在多种面向,“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续特点组成了“一体”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亚鲁文化作为麻山苗族人族群认同与维持族群边界的文化表现形式,从“道—相—技—法”多向度地融入麻山苗族民众的生活,形成了麻山苗族《亚鲁王》“生生遗续、代代相承”的遗续体系结构。     

论《日出》中女性人物的悲剧

《日出》塑造了一系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悲剧女性形象。曹禺以对中国女性的同情和理解,用深沉哀婉的笔调描绘了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背景中,陈白露、翠喜和小东西等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她们复杂的矛盾心理及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这些女性人物的悲剧增添了作品控诉的力量。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女性悲剧的再书写——从《金锁记》到《怨女》

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是由其中篇小说《金锁记》改写而成,是作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女性悲剧的再次书写;比之于《金锁记》,《怨女》的女主人公形象则由 “癫狂”转变为“庸常”,叙述方式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风格由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其改写体现了张爱玲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

本文对《离婚》、《伤逝》主人公爱姑和子君的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她们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梦醒女性”的悲剧。上升到美学范畴 ,本文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入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 ,并在此基础上把鲁迅的悲剧作品作了大致划分 ,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     

英雄的悲剧与凡人的悲哀——《俄狄浦斯王》与《玎玎珰珰盆儿鬼》比较

《俄狄浦斯王》叙述的是一个家庭伦理问题,而主题却表现为形而上——对命运和人生的思考。《盆儿鬼》的发端是一个形而上的素材——杨国用有百日血光之灾,但剧中关注的却是人伦的修补。《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是一个英雄,堪称人之楷模;而《盆儿鬼》中的杨国用是个平凡的人,剧中铺写他作为凡人的悲哀。西方悲剧采用一悲到底的结构,因而全剧显得庄严,给人一种崇高感;而《盆儿鬼》用悲喜交集的形式,追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理念。     

《废都》中女性悲剧的必然性解读

小说《废都》的发表距离现在已将近二十载,贾平凹从男性中心主义视角出发,用一种男权话语塑造了一群极具现实意义的女性形象。这部如同浮世绘般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四位女性悲剧的结局。本文以小说文本为基础,就书中与庄之蝶纠缠的四位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且面临急速转型的社会中,女性命运走向悲剧的必然。     

雾浓霜重中的悲剧女性——评《寒夜》中的曾树生

《寒夜》作为巴金民主主义时期小说创作的压台之作 ,体现了作者更成熟的创作风格和对社会更清晰更多理性色彩的把握。《寒夜》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黑暗如何扼杀理想 ,扼杀人性 ,扼杀善良的生命 ;巴金更以其犀利的笔触 ,刻画了一位挣扎于精神与物质、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交织之中的时代女性曾树生 ,体现了社会黑暗与光明、朽烂与变革交战特定时代中国女性的特定形象 ,具有深广的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