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九年南诏三道遣使相关问题的研究

公元793年(唐贞元九年),南诏异牟寻三道遣使入唐,其后南诏与唐、吐蕃关系出现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汉文史志《新唐书》、《云南志》等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有记载,其材料也极有价值,但明显存在一些舛误,所记三道遣使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内容也相互抵牾。分析相关史志所记及三方当时的情况与关系,可见:向唐中央政府及唐德宗提出背蕃归唐的要求与条件,是南诏三道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此次重大行动时间的确定,则与南诏、唐、吐蕃三方情况的变化及关系互动有关。     

唐贞元中南诏背蕃归唐的主要原因

唐贞元中,南诏与吐蕃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昔日兄弟之邦,反目兵戎相见,南诏重新归唐。南诏背蕃归唐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新的发展需求,郑回的引导,韦皋的诱谕和吐蕃的赋敛重数,均不是主要原因。     

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

唐初忙于统一全国，无暇顾及西南的经营，与南诏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进入武则天时期，吐蕃对中国的威胁日益严重，为了抵抗吐蕃的侵扰，唐朝不得不联合南诏的势力，因而采取支持南诏统一的战略方针。当南诏强大以后，围绕着争夺爨部的问题，唐与南诏引发了冲突，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逐渐复杂化，最终影响了唐朝的社会稳定。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南诏的兴亡及其与唐、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三者关系中,唐王朝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不开.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过程及方式论析

儒学在南诏的传播过程依次经历了:细奴逻归附唐朝至天宝战争爆发阶段的初步传播;天宝战争之后至苍山立盟阶段的全面深入传播;苍山立盟至蒙世隆反唐阶段的规模化系统传播;最后是蒙世隆继位后至南诏灭国阶段的常态化与普及化传播。在南唐政权往来关系中首先把儒家礼乐典制等传入南诏统治阶级上层,唐朝儒士对南诏贵族子弟的规范化教育把儒学传播推向全面深入,汉人南迁中的文化交流与南诏后期阿吒力教的"儒释"传教也是儒学在南诏传播的重要方式。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开元至贞元年间唐与南诏关系考略

唐朝天宝年间,由于唐朝的措置失宜,导致南诏投靠吐蕃.但南诏投靠吐蕃,反受其挟制,而德宗年问唐朝势力增强,多次打败吐蕃,加之吐蕃与大食为争夺中亚而进行酷烈战争,吐蕃遭重创而力量大衰,为南诏归附唐朝奠定了基础.     

《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从文学角度对《南诏德化碑》作者的创作动机,碑文与《左传》、《诗经》等先秦经典文学的对照,论述其受先秦文学影响的根源问题。     

元代吴鉴《清净寺记》相关问题的讨论

元代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史料——吴鉴《清净寺记》,原碑已佚,碑文现存于《重立清净寺碑》和《闽书》,后者系节录。近有学者对于《重立清净寺碑》本《清净寺记》表示怀疑,这实际和《泉州宗教石刻》录文的误导有关。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清净寺记》刻石与载入泉州方志的情况,以及碑文所见吴鉴对于伊斯兰教认识的来源问题。     

南诏军事制度述略

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深入分析南诏时期的军事风尚、军事职官体系及军队组成,以揭示南诏军事制度的特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南诏的社会与历史。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公元七五一年和七五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李唐王朝曾两次出兵云南,讨伐洱海地区的南诏阁罗凤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洱河战争。 唐王朝在西洱河战争中被南诏打败,损兵二十万,初唐百余年间对云南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由于南诏叛唐而附吐蕃,唐朝以云南牵制吐蕃的战略被打破了。战后不久,安史之乱起,唐朝边军调入内地,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占领,大渡河以南地(唐巂州、南宁州和姚州三都督府,相当于今云南全省及四川的西昌、凉山地区)全为南诏所据。     

《新唐书·吐蕃传》“南诏兵生擒论莽热”事件勘误——兼论8世纪唐诏关系的变迁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维州之战，吐蕃军统帅论莽热有被唐军生擒和被南诏兵生擒的不同说法。通过对各类史料的分析对比，并参考维州之战中唐军与南诏军的部署路线，可以得知南诏当时并未进军至维州，《新唐书·吐蕃传》中“韦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这条记载的可信度较低，南诏兵当为西川兵的衍文，论莽热实为韦皋所部的唐军所俘。然而韦皋攻打维州的同时，作为盟友的南诏军也予以配合，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地参与对吐蕃的作战，《新唐书·吐蕃传》修撰者因混淆了两条不同战线的情况而误载该史实。     

吐蕃对吐谷浑和南诏的不同统治政策及其对比研究

7世纪中叶以来,吐蕃相继将吐谷浑和南诏收于治下。在对吐谷浑和南诏进行统治的同时,吐谷浑和南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离心力”,给吐蕃进行有效统治带来了挑战。吐蕃对二者的不同统治政策,导致了迥然各异的统治结果。通过吐蕃对二者不同的统治政策及其成因的分析,揭示出统治政策和统治结果间的内在联系。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

吐蕃势力扩张至今川滇地区后 ,磨些部落在西南各部落中与之先有接触 ,地域相连 ,但无力与之大规模持续战争。《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反映的是吐蕃与南诏的战争 ,与岭国大战争夺盐海的姜国是南诏而不是磨些部落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     

论南诏的文学成就

南诏建立后,结束了西南地区长期纷争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与唐中央王朝的联系,经济文化繁荣,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长期坚持不断地学习汉文化,到唐朝后期南诏已经是"礼乐具修,车书必会",由原来落后的蛮荒之地,变成了"馨香礼乐之域"。南诏的书面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不少作品流传内地,深受好评。南诏大理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理应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直到唐朝、南诏灭亡,在这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所以唐朝与南诏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随着双方的灭亡结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

耗时十余年的南诏入犯唐朝安南都护府的战争,不仅对唐代南疆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使已是强弩之末的唐帝国遭受沉重的创伤并由此导致国家安全的严重危机。战争折射出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它既是唐王朝用以经略西南边疆的军事基地,也是防范南诏内犯的边塞铁篱。南诏的兴起使安南都护府失去其西北屏藩,唐朝的南部、西南边疆也因此失去彼此制约的平衡。而南诏对安南的频频进犯,则直接击溃了自唐初以来帝国精心构建的边疆防御体系。安南失陷,敲响了唐亡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