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研究——以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为例

高质量共建是“一带一路”现阶段建设的目标，而高质量目标的实现必然是机制化，其具体机制建设亟待深入探讨。文章基于国际合作机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观念、权力和利益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机制属性，并梳理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进展与不足。自“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建立了磋商机制、协议机制、协调机制和辅助机制等多形式、多领域合作机制，但是未来“一带一路”合作机制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化建设。为此，结合具有“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双重属性的中国—葡语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案例，考究了20年来中葡论坛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特点与路径，为完善和深化“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提供一种新思路，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共同市场"机制是两岸农业合作的最佳模式

本文从农业合作的角度探讨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并提出“共同市场”机制是两岸农业合作的最佳模式。但是目前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可以在与台湾具有天然联系和良好合作基础的福建省,先建立“闽台共同市场”作为试点,从“闽台共同市场”过渡到“两岸共同市场”。     

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内外产学研结合模式发展状况及启示

产学研是当今国内外普遍采用的促进企业经济社会效益的形式,具有快捷性、高科技性以及高效益性等特征。国内常采取建立联合创新平台、实行“学工交替”及“高校＋政府＋企业”、共建大学科技园等模式,而国外则启动国家科技创新计划、建立产学研合作组织、构建产学研合作目标、加快制度建设等,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因此,我们要加快产学研立法工作,形成一整套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信息沟通机制、双方互动机制、人才流动机制、成果评价体系,同时紧密结合地方实际进行产学研结合。     

大都市环境治理——基于地方政府合作的视角

大都市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向度的问题,不仅涉及的部门众多并且连接到不同的地区。因而,大都市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成为必然。在分析都市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动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建立"问题导向型"的合作机制、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治理模式完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     

浅议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开展南海渔业合作具有紧迫性和可行性。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加强在渔业领域的合作,以确保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为促进各方就“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形成共识积累战略信任。目前南海渔业领域合作机制存在合作形式上务实少、务虚多,多边合作少、双边合作多,缺乏高效的执行机制,以及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建议通过协商与谈判,签订区域性的政府间渔业合作协定(条约),并建立南海区域性渔业合作管理组织,在渔业管理、渔业科技合作、渔业统计数据交流和执法合作等方面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对南海区域渔业进行科学管理和养护,以确保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

人本化既是应然国际法的一种新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又越来越突出地体现于实在国际法之中。现代国际法一方面注重建立和完善国家间共处与合作的和平与发展秩序,另一方面又致力于确立和维护“以个人为本”和“以人类为本”的人本秩序。国际法的这种人本化现象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不仅促进一些经典的国际法部门与时俱进,还直接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法的新分支。同时,它也冲击着国际法上权利与义务构建的基础———对等原则。诚然,没有国家间的条约和各国认可的国际习惯,不可能有国际法的人本化现象;没有国家间的合作,国际法的人本价值无论多么崇高,也不能变成现实。     

区域合作视阈下的海洋公共危机治理

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单个国家或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危机,因而区域合作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合作治理海洋公共危机,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主体建立起伙伴关系,共同成为区域危机治理的主体,同时需要推进海洋"区域化"进程、协调区域间政府或国家的合作关系,明确海洋主体间的联动与合作机制,完善区域海洋治理体系。     

国际能源机制的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

在世界各国能源外交日益频繁以及国家间能源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的今天,如何寻求有效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已经迫在眉睫.本文试图在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下探讨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理论与中国的经验.我们认为,国家间博弈要实现"合作解",这和市场主体交易过程中保证合同得到履行的机理是一样的,它同样可以依托自组织实施的双边声誉机制、多边声誉机制和具有正式制度的第三方机制.在目前国际能源合作的第三方机制缺乏的条件下,中国应改善双边博弈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的构建.     

“泛珠-东盟”旅游合作的发展对策研究

“泛珠三角”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在建设“无障碍旅游区”的过程中,应顺应建立更为密切的中国—东盟合作的发展趋势,发挥自身与东盟旅游合作的优势,利用与东盟旅游合作的制度安排的多样性以及旅游合作中的机遇、机制和平台的多重性特点,开展与东盟的旅游合作对接,建设“泛珠三角—东盟旅游经济圈”,将“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中国—东盟旅游经济圈”的桥梁和枢纽。     

试论完善粤港澳防控传染病合作机制

2003年的“非典”危机催生了粤港澳三地防控传染病的合作。但现有三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还远不够。针对三地现有合作中的不足,应借鉴世界上区域合作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改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制定全面的覆盖粤港澳三地范围的传染病监测网络,建立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交流和联防机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合作机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缅老柬区域三角合作机制构建研究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崛起阶段,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立足周边、成为有所作为的地区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波动状态不断增强,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如果中国要获取区域大国地位、赢得区域主动并化解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压力,就需要主动寻求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深入合作,建立稳定的国家关系,因此,中国应当推动有利于周边国家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三角合作机制是区域建设的最优选择,其具有建构成本小、效率高的特点,中国若能以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开发为平台加强三角合作机制,推动中南半岛区域国家间合作、实现中国在该区域的主导,可以为中国经略周边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同时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发挥最大效用,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财税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要求区域内地方政府问的财税政策从传统的财税竞争转向财税合作。政府间财税合作成为合作机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实现地方政府间财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要从建立合理的区域税收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区域共同财政、区域内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区域财政支出监督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入手。地方政府间财税合作的有效实施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区域规划的指导和其他政策工具的密切配合。     

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缺失现象的探析

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有缺失现象,文章认为农村受众的“位移”,农村意见领袖的“缺位”,媒体功能的“缺席”以及政府的层次性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要克服这些原因,必须建立以农民为核心的受众群的国家农村政策传播机制,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信息调节机制,从策略上改变国家农村政策传播途径。     

国际合作中的背叛与惩罚——基于制裁成本的考量

国家间合作能够达成,需要利益的交集、制度建构以及策略有效性等因素;合作的实现还依赖制裁背叛者所必需的确定的预期和打击能力.因此,探讨合作中集体制裁困境的机理,并给出解决此困境的出路,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家间能够通过良性互动产生“强互惠性”,并由此线性衍生出利于对行为体作出制裁选择的另外两个变量:声誉感和信任.这三者对于降低国家间制裁成本十分重要.实际上,某些看似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合作行为之所以能够反复出现,主要是因为隐藏在国家理性背后的社会属性成为了最关键的激励因素.     

中国自贸区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例

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有余,在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已有28项改革措施在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面临的机遇前也所未有,真正实现了以改革促放开放,以改革谋发展。2015年3月中央又批准广东、福建和天津列入第二批自贸区,至此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全面开放的格局,我国自贸区建设也已形成沿海点状布局的格局。就在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倡议亚洲国家间加强海上合作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内涵包括加强区域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四个方面,是更高级别的全面开放和国际合作。中国自贸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脉相承,互相促进的,自贸区建设将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又将促进自贸区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开放。     

中国-马来西亚教育合作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与马来西亚在双边投资、教育合作、双边旅游、劳务输出等方面的合作都有了很大进展。以教育合作为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教育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双方应遵循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循序渐进、开放包容的原则,以“境外消费”的合作方式为主,也鼓励支持其他的合作方式,同时建立两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对话机制、教育论坛机制、教育服务贸易准入机制、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制度等,建立“中马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实验区”,制定合作规划,另外还要注意有效解决留学生的学习费用、选择合适的教育产品开拓马来西亚市场、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发挥马来西亚华人组织的作用、改善贸易环境等问题。     

建立突发公共危机应急机制的思考

建立突发公共危机应急机制,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要求,是责任政府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必然选择。要遵循无则常备、未雨绸缪,有则应急、快速制胜的方针;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反应快捷、处置有力,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社会动员、群策群力的原则;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包括应急法律制度、应急预警机制、应急指挥中枢、应急处理队伍和应急物资保障等内容的突发公共危机应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