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关键词”——重新解读《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是整部《女神》的“诗眼”,典型地体现了郭沫若的创作状态、思维方式以及人格特征,是链接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关键词.郭沫若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的奥秘也可以从中得到解读.《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的真实反映.从中可以探讨郭沫若思想意识、身份定位、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内在关联.从而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杂乱局面,不断向研究对象深层本体逼近.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文学与大学结盟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文学创作者大多是大学的师生.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身二任,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灵性,又使文学创作更具有文化意蕴.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大学与文学的结盟,实际上构成相互哺育的关系.     

略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观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主要由悲剧组成,是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发轫、成长和成熟期,其中包括了他五四时期的史剧创作和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丰收和艺术的成熟。之所以称为丰收和成熟,主要是指郭沫若创作出一系列悲剧作品,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总结出较系统的历史悲剧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历史悲剧创作的思想及艺术水准。这个贡献,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这不仅体现了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开创了我国历史悲剧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新天地。正及于此,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剧的探讨,已写出大量论文与专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遗憾的是,对郭沫若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悲剧观的探讨,就显得不足或忽略了。本文就此想作一试笔,以求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的史学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郭沫若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郭沫若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先秦诸子研究、爱国主义题材历史剧的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大大推进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郭沫若诗文写作时间正误

郭沫若在谈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多次指出要想求得正确的结论,除了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外,还须把史料的时代性划分清楚。同样,研究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也必须弄清他的诗文的准确写作时间。在作者亲自编定的《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63年出版。以下简称《文集》)中,几乎每篇诗文的末尾都有他自注的写作时间。可是这些写作时间并不完全准确。考其原因,除少数因误植造成的外,多数是由于当初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或者仅注有月日,未注明年代,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或年代是作者在事隔     

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新途径。通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之间关系的钩沉,及对"风景昆明"的文学呈现,可以看出"风景昆明"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对战时沈从文、冯至精神世界有着深刻影响。同时,这种研究视角为抗战时期的作家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路径。     

柳宗元学术研究思想探析

作为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柳宗元,以其辉煌的学术成果昭示世人。深入地梳理和研究他的学术研究思想,不但可以有助于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柳宗元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推动当前学术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正统治观念的形成,是从荀子开始确定的。他强调了圣人的地位：“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①这就给后来的学术研究的“原道、征圣、宗经”②奠定了基础。柳宗元受此传统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许多场合,在与…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郭沫若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一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以文艺为斗争武器的宣传队伍,因表现卓越受到郭沫若的关心.郭沫若与上海、武汉、重庆时期的孩子剧团联系紧密,他不仅为孩子剧团推荐了稳妥的落脚点,还给其编辑的书籍《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抗战儿童》题写书名,帮助剧团补习文化知识,提升文艺演出水平.他全方位的帮助为孩子剧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号召大人们向孩子学习,还多次撰写文章赞扬孩子剧团.他在《洪波曲》中以《孩子剧团》为题记录孩子剧团的事迹.郭沫若的关心帮助推动了剧团的发展,还对抗战大后方其他少年儿童团体的壮大起到了鼓舞作用.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但在塑造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一生文学创作上的优长与不足,都与儒家文化、儒家美学密切相关。儒学的中心命题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而不仁如礼何,     

文学创作主体的解放——郭沫若前期文艺美学思想论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创作主体摆脱封建理性的束缚,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自由.郭沫若作为一个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家,感应着五四时代潮流,以"文学创作主体"为核心,论述了艺术美的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无目的与有目的等重要问题,虽然他的理论充满了困惑和矛盾,但     

回顾1961年关于《再生缘》的讨论

发生在1961年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再生缘》研讨活动,使《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获得了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郭沫若对《再生缘》思想艺术价值,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对陈端生的家世、遭遇作了全面的考证。有关《再生缘》的研讨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郭沫若在这次讨论中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尊崇与敬意。     

基督教与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文化阐释

基督教与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文化阐释王本朝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与现代作家对其选择性地接纳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内涵，显示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层面及转换特征。①具有恢宏气度和博大眼光的郭沫若也自觉地把基督教文化作为文化视景，分析、感受、吸收其...     

郭沫若对传统考据学的批判继承

<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吸收世界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同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内容列形式,都予以批判继承,即便是对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十分精通,并娴熟地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作为中国马克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出版

抗战时期 ,有上千文化人在桂林从事抗日进步文化活动 ,在桂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爱国进步的精神财富。在 2 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和研究人员 ,编写了《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一书 ,近日已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由魏华龄、李建平主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共计 60万字 ,收录了何香凝、柳亚子、李四光、郭沫若、梁漱溟、邹韬奋、徐悲鸿、茅盾、陈望道、李达、夏衍、巴金、高士其、胡愈文、田汉、胡风、吴晓邦、徐铸成等文化名人 1 1 5人 ,包括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     

浅谈《孔雀胆》的得失

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孔雀胆》,自抗战时期发表演出以来,激动着不少读者与观众的心;剧中正面人物的悲剧命运,赢得了不少真挚同情的热泪。但也有人这样问作者:“全剧的主旨何在?仅为车力特穆尔这黄鼠狼吃不到天鹅肉,因妒而弄成这悲剧吗?”这问题很使作者失望,他想到“或许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善与恶——公与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文学边地意识与生活体验

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离不生活的环境以及作者的情趣、意向,这是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是谁都不可否定的。然而,近年来国内文学创作中却出现了些偏离文学创作规律的现象。而我省作者何发昌并没有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在他的短篇小说集《绿橄榄》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位近年来活跃在云南武警部队的作者,对边地生活深刻的体验。作者的小说集在造境造事时,目光较为深刻,把边地独特的环境,芸芸众生的心理动态,凡人琐事,以一种清鲜的文字跃然纸上,因而具有了生命力。 《绿橄榄》集中的人物有少数民族干部、战士及边地的老百姓,边地的风流奇人。这些人物有的是作者的战友,有的是作者的生长地彝族,拉祜族聚居的哀牢山区的朋友、邻居。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把他们搬上纸上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这些人是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云南的边远地区。在这个地区有漫长的国境线,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有特别且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复杂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等等。但,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停留在局部状况的摹写上,而是把笔端伸向了生活的深刻之处,真切、自然、和谐地把边地的人和事溶到了艺术的天地里,挖掘出边地固有的特色。这种注重写边地的人,写人与自然环境的特定关系的创作态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的,它把作     

简评《现代文学散论》

重庆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现代文学散论》,是我省中年学者秦川继《鲁迅出版系年》、《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与人合著)后的又一新著。 该书共收论文18篇。包括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对海外学人观点的评论争鸣等四个部分。由于作者擅长选择研究的角度,常独辟蹊径,填补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白,阐发一些独具一格的新见,挖掘一些新的材料,因此能够给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