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专政的一个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呢?我认为有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注意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既要反对“左”的思想,又要反对右的思想。这条历史经验,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典范——学习《邓小平文选》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邓小平文选》的出版,是党的建设中的大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大事、全国军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社会科学战线的大事。《邓小平文选》不仅真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同志在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一部具有新时期特点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文选》,是摆在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任务。打开《邓小平文选》,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贯穿始终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在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     

正确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论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次历史性转变得以实现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这就保证了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从而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引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广阔道路。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从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原则、方针和方法,则是保证我们党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斗争,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指南。因此,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论述,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党的光辉战斗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和今后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夫之论诸葛亮》两文平议——与胡刚、唐泽映、夏剑钦同志商榷

<正> 读《船山学报》1986年第1期和第2期先后发表胡刚、唐泽映的《王夫之论诸葛亮》、及夏剑钦的《也谈王夫之论诸葛亮》,觉得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与诸葛亮的具体情况及王夫之所以论之者,稍有乖离,今特分别列出以与胡、夏等同志商榷。     

再论《老子》的辩证思维——与罗炽同志商榷

由老子学派编定的《老子》一书,大致反映了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阶段的中国人民的辩证思维成果,表现了古代辩证思维所特有的质朴性,新颖性和深刻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不仅有助于正确把握《老子》哲学的实质,也将有助于划清辩证思维和形而上学思维的界限,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拙文《〈老子〉中“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思维原则》(载《中州学刊》1981年第3期),就是本着这个宗旨而写的。罗炽同志《〈老子〉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一文(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对我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本人十分欢迎。但感觉罗炽同志对《老子》哲学的不少分析和看法还不能令人满意,特提出与罗同志商榷。     

《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质疑——与邓广铭、李培浩同志商榷

本刊第二期发表了邓广铭、李培浩同志的文章《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什么新的史料,而对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史料,根据自己的理解,任意怀疑,甚至全盘否定,以求其符合自己的主观论断。然而作者对于自己据以立论的主要史料——《折可存墓志》竟都不曾细读,以致在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理解,因而就使其结论经不起推敲了。     

对《概念三问》一文的质疑——与谢先仁同志商榷

谢先仁同志在《概念三问》(下称谢文,载《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5—6期)一文中认为,虚假概念“不能称之为概念”,“作为一种具体的概念形式”,虚假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它也就无所谓有没有内涵和外延的问题”。谢文的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     

对《企业本位论》一文的几点意见——和蒋一苇同志商榷

蒋一苇同志在《企业本位论》一文中,对改革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但其中有些主要观点,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违背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和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现提出几点看法,供讨论参考。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再论社会分工的起因——与刘佑成同志商榷文章的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刘佑成同志《论分工的起因》一文,对我在《经济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提出商榷,我认为有澄清问题、作出答复的必要。 一、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包含可取成份。 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这个论断包括二层意思,一是说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是说这一观点包含着可取的成份,不能一概否定。没有想     

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兼与《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一文商榷

断言"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缺乏历史与逻辑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实证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终结,由此"哲学终结"也就具有"思辨哲学"与"全部哲学"终结的双重含义,而"哲学"最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则是其最一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终结"两重含义的不同表述,体现了其哲学终结思想的历史特点。     

再考《京本通俗小说》——兼与苏兴同志商榷

看了苏兴同志《再谈〈京本通俗小说〉问题》一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有些想法,现提出来就教于苏兴同志和古典小说研究者。对公认的七篇宋人话本小说,苏兴同志只承认其中的五篇是宋人话本,而其余两篇即《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不是宋人的作品,而是冯梦龙编撰“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其实,关于这两篇话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困境”的再思考——就《学术研究与经济开发》一文与张学峰同志商榷

《文学遗产》八九年第五期刊登了张学峰同志题为《学术研究与经济开发》一文。该文指出,由于资金拮据,古典文学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出现了“出书难、办刊难、举办学术会议难”的“困境”。该文作者有感于这种“困境”,提出了将学术研究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在“相互依存”中求生存     

关于列宁的《论合作制》——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在当前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时,人们常常引证列宁的《论合作制》。复旦大学出版社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文集。文集中发表了蒋学模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一文。该文有一个结论是:“以合作社为范围的部分劳动群众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作为与全民所有制共存、受全民所有制领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精神文明应重在精神——与范捷同志《精神文明到底抓什么》一文商榷

很高兴收到这篇文章。本刊在去年第6期发表范文的同时发表讨论范文的综述,目的就是想引起读者讨论。我们欢迎这个讨论能够继续下去。     

为黑格尔哲学一辨——与郜庭台同志商榷

郜庭台同志的《黑格尔哲学: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一文(以下简称《负担》),批评了黑格尔哲学中所谓的“整体主义、理性主义、认知主义和绝对主义等非辩证思维方式”,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总的来说是已经陈旧了”;“黑格尔哲学的不少非辩证思维方式侵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实现对黑格尔的再超越,“全面研究和清算黑格尔哲学在当代的影响”,并强调这是一个“十分紧迫、不容宕误”的任务。《负担》作者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了一个理论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引人注目。但是笔者在仔细研读该文后,觉得其所采用的论据是不充分的、片面的,其所持的观点也是不妥当、不正确的。在此提出不同看法,以期引起学术界的讨论。     

论斯大林哲学建构的合理性——与丛大川同志商榷

<正>在忙中偷闲之际,凭着对哲学问题的浓厚兴趣,拜读了大连水产学院丛大川同志的文章《论斯大林自然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该文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4年第1期.文章称斯大林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并将其模式化.丛文还认定,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使用的是一种纯自然本体论思维方式;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对象是“自然界”,不包括“人化自然”或“属人的自然”;它是“纯粹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是“纯粹自然辩证法主义”,是“自然必然主义”,是典型的独断论的可知论,是非常极端的自然还原论或社会自然主义,是有意摈弃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萌发的“新世界观”.对于作者这一系列“突破”前苏联和我国哲学教科书传统框架的“大胆的”“系统的”创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