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悲剧中的和解意识--由黑格尔想到的

本文由黑格尔关于悲剧的"和解说"得到启发,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和解"在悲剧中的重要作用:"和解"贯穿于悲剧作品中,使悲剧与苦难剧有了明显区分,因而成为悲剧的核心元素;而悲剧美感中的崇高感和力量感也源于"和解"引发的特殊心理感受。     

试析悲剧的核心要素

在悲剧研究中,学者经常为一部作品是否是悲剧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悲剧的核心要素把握不到位。对悲剧核心要素的研究应坚持客观、主观相结合。(1)从客观方面看,悲剧主人公由于遭受了"不该"遭受的苦难必然走向"毁灭",并且面对"不该"遭受的苦难,悲剧主人公必然要予以"反抗";(2)从主观方面看,接受者在观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恐惧"、"怜悯"等主观体验;(3)从主观和客观二者关系方面看,作品在被接收过程中必然要显现出它的悲剧价值,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接受者观剧后身心得到了"卡塔西斯"。     

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霍小玉传》

当代文史专家认为:<霍小玉传>是一部早期"牛李"党争产物.作者在此基础上,确定其创作时间为长庆四年二月前,同时进一步确定了蒋防此传的创作意图,即间接打击牛党,美化李党.论述了本传中两大层次的对比:一是以霍小玉的挚情与李益的薄情作对比,二是以李益作为进士的浮浪、薄幸与山东士族的礼法、恩义、豪侠作时比,这两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典和"攻击型"传奇作品.     

《小城三月》的启蒙意蕴解读

萧红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通过一个少女翠姨的爱情悲剧,寓言式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启蒙的社会现实。作品通过双向视角展示了悲剧产生的根源。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翠姨性格的弱点,以及启蒙者"我"和"我哥哥"的软弱无力,最终造成被启蒙者翠姨的悲剧。这是一个关于启蒙的寓言,同时也融入了作者的爱情悲剧,翠姨身上烙有作者爱情悲剧的印记。     

另一种向度看城乡:市民作家笔下的外来者——以王安忆新作《骄傲的皮匠》为例

将外来者命运寓言化为"苦难"的底层叙事多出自农裔作家之手,他们笔下的底层悲剧命运将城与乡的关系日益推向紧张的极致.与这些农裔作家笔下的对抗化情绪相反,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市民作家作品,则是以另一种向度看城乡,在苦难之外塑造出一群自尊、自足、自乐的外来底层形象,有效地缓解了城乡关系,避免了底层叙事愈加单一化的发展态势.     

关于中国古典戏曲中悲剧标准的探讨

中国古典戏曲中究竟有没有悲剧?这是一个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一百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差异较大,难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判断悲剧的标准难于确定。"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有它的本质特征和标准。我们在对有关悲剧理论进行史的考察,对一些公认的悲剧作品进行分析后,才能抽绎出悲剧的本质特征。悲剧精神从美学本质上对悲剧进行定位,可作为判断悲剧的一个根本标准。     

论《日出》中女性人物的悲剧

《日出》塑造了一系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悲剧女性形象。曹禺以对中国女性的同情和理解,用深沉哀婉的笔调描绘了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背景中,陈白露、翠喜和小东西等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她们复杂的矛盾心理及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这些女性人物的悲剧增添了作品控诉的力量。     

女性“失乐园”——试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最具独立风格的作家。她的一生短暂多舛,却为后世留下了多达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等作品备受世人青睐。在萧红有限的作品中无不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气息,这也是萧红作品的魅力所在。透过萧红的"眼睛"体验她笔下那个真实的世界,分析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从而引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民俗控制与《黑骏马》的爱情悲剧

<黑骏马>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棵常青树,其对蒙古民俗生活的成功描写使这一作品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而作品中悲怆凄美的爱情故事也常常让人们读后忍俊不禁,文章从民俗控制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悲剧产生的根源,对<黑骏马>的爱情悲剧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解读,认为隐喻型民俗控制与监测型民俗控制是造成"白、索"二人爱情悲剧的最主要的主客观原因.     

豪门中的百合花与大观园里的绛珠仙草——莉莉·巴特和林黛玉爱情悲剧之比较

《豪门春秋》和《红楼梦》在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也不妨碍把二者间的共性进行比较。从人物个人境遇和爱情悲剧表现等方面来解读这两部作品,是研究这两部作品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中美文学在塑造妇女形象方面的异同揭示了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相似或相异的规律。伊迪丝·华顿与曹雪芹对两部作品中男女感情纠葛描摹非常细腻。华顿与曹雪芹同样用悲剧的方式将莉莉·巴特与林黛玉"嫁入豪门之梦"击碎来向人们展示她们各自的悲剧人生。     

从繁漪看《雷雨》的悲剧审美意蕴

《雷雨》的主人公繁漪 ,这个集“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于一身的女性 ,在她“人的生存困境”中 ,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深渊。她是一个将崇高与罪恶结合在一起的混合体 ,她的恶的极端行为源于她追求完美的欲望 ,在她的身上体现着“追求人的合理的社会存在”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这是她走向悲剧结局的直接原因 ,也体现了《雷雨》的悲剧审美意蕴。     

关于《伤逝》中子君形象的探讨

在《伤逝》这一爱情悲剧的叙述中,涓生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他用传统赋予的话语霸权遮蔽着另一主人公子君的言说,为了还原这个爱情悲剧的实际形态,必须拨开涓生文本中叙述和抒情的迷雾,走进子君真实的内心世界,并回到历史的现场,探寻《伤逝》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     

论李商隐审美思想的多样性

李商隐悲剧的身世铸就了他悲剧性的意识,反映到诗歌里便化为一种悲剧的感伤美。就诗风而言,李商隐诗歌是以“优美”见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审美思想里还有“壮美”的另一面。就思想内涵来讲,李商隐的诗歌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在他的审美思想里对“美”的追求和对“善”的追求是统一的。     

悲剧人生 苍凉最美——从《半生缘》品读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的小说以悲剧故事见长,而"苍凉"是其悲剧叙事风格的内核。文章以具体分析她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为基础,借鉴小说叙事学及有关悲剧美学思想,发掘作者独特的叙事技巧,从而展示张爱玲精到巧妙地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才能,达到她对"苍凉"意味的永恒追求。     

从《窦娥冤》的双重结构看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窦娥冤》《桃花扇》等剧具有双重结构,中国古代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悲剧性和深层结构具有很多的共性,其“悲剧原型”是各个悲剧的深层主题,它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是由既定的信念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起的,中国古代悲剧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悲剧。文章从此出发,讨论了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相关问题。     

论鲁迅和张爱玲的主体悲剧意识

如果说鲁迅的悲剧意识在主体性原则上体现为“孤独英雄”的悲剧命运,那么张爱玲的悲剧主体意识则体现为女性地位的丧失。二者在各自的作品里探讨了知识分子和家族女性在转折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其中所表现出的孤独、苍凉、悲悯的悲剧意识,显示了二者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和承继性。     

无法调和的悖论——论刘邦的悲剧性

《史记》的悲剧性历来为世人所称叹,但对其悲剧的界定,多体现在悲壮人物身上,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基本特点,以惨烈的结局深化悲剧主题。基于黑格尔对悲剧的诠释,力图从冲突对立的矛盾双方入手,于双方的对立依存关系里寻求悖论的依据;且以刘邦为悲剧原形,以世人对其"无耻"和"大度"的评价为着眼点,既揭示其成功来源于"无耻"和"大度",又指出其失败亦归结于"无耻"和"大度",进而探讨个体在无法调和的悖论中所彰显的悲剧内涵。     

论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

命运是西方悲剧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审美要素之一。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自觉提出,其内涵是关于人类社会里历史与人伦悖论的深刻理解和透彻说明,其表现形式是“弑母弑父”的情感痛苦。命运问题还会在历史辩证规律下发生奇妙的轮转换位,历史与人伦的悖论转化成了社会统治意志与个人自由情感的矛盾,其表现形式是“杀不死父母”的肉体磨难。     

悲剧人物的好与坏

本文试图简别自亚理斯多德以来的悲剧人物观。不同于亚氏的悲剧人物“好人”观和黑格尔的英雄时代文艺观,本文从自然界对人类的外在压力方面分析了英雄人物作为悲剧主角的必然性。并比较了黑格尔的世界理念冲突说（本文称之为悲剧理论中的神人相应思想）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理论中的川页天、法自然思想,指出了两种观念存在着领域上、目的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