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意义

北京大学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梁漱溟早期儒学思想评价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面前 ,梁漱溟高扬儒家文化的大旗 ,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对西方生命哲学的阐发 ,创立了融会中西的“新孔学” ,并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儒学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历史的局限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在理论上有许多疏漏     

梁漱溟的文化选择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既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又要批评地把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重新拿出来以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但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后来,梁转而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并从社会生活层面对中西文化作了深入的分析,试图以乡村为基础将团体组织观念与个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培养起来,作为解救中国当时面临的困境、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     

梁漱溟的早年佛学著作及其新儒学思想综述

早年渴望进入北大深造 ,笃信佛学的青年——梁漱溟 ,以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为媒 ,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 ;初看破红尘几欲避入空门 ,然登上讲坛后却离佛归儒 ,经世务实 ;却又跳出儒家藩篱 ,汲取近代物质文明终成新儒学开山之祖。他一生思想历程极富多变传奇性色彩。他留下的学术成果至今值得后人参考。     

“五四”与儒学

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对儒学的态度演变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观念的对立,"五四"人批判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其核心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精神相悖,试图用民主、科学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学术思想,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没有存在价值,割裂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反思"五四",牟求儒学的新发展,应继承、发展"五四"的批判精神,实现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结合,推动它的现代转型。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对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

人生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前途。新中国的嫩芽必由旧中国的老根——乡村长出。乡建时期较之“五四”时期梁漱溟的理论具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未改其生命哲学特质,并在多方面影响着乡村建设思想:对生命主体性的认识使其注重农民自觉;有机整体思想使其反对阶级斗争;中庸之道导致其思想的第三条道路特色;相对主义导向政治的改良主义。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革故鼎新：五四新文化与古典小说研究新格局的确立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五四以后迎来巨变,这一新文化思潮促使古典小说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其最典型之处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经典小说的遴选,这一遴选虽可上溯明清,但是随着通俗小说的繁盛,明清时人选取的作品已不适应新时代潮流,五四时期,胡适等人选取的“一流小说”应运而生,取代了明清的“四大奇书”;其次,小说的研究方法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胡适的以“实验主义”为内核的科学实证方法成为“典范”;再次,小说的价值观念由“小道”变为“文学之正宗”,彻底终结了古代小说的卑微处境。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论五四后梁漱溟在传统思想现代化方面的局限性

五四运动后的 2 0 -3 0年代 ,为使传统思想现代化和西方思想中国化 ,梁漱溟在推崇宋明理学的同时 ,吸收了许多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但就总体而言 ,梁漱溟所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运作 ,有很大的局限性 ,与中国的现代化思想相去甚远 ,倒是更多地表现了保守、落后和空想的成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历程曲折而漫长。鸦片战争后 ,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便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为此必须进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中国人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胜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     

鲁迅和"五四"散论

鲁迅是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他对五四运动的似乎冷淡的态度代表了五四运动中一种更深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五四时期以至离京南下前所作的小说杂文,丝毫不曾偏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的宗旨.对一度颇为时髦的工读主义和新村运动,革命派的鲁迅和改良派的胡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作出了初步的解说。他们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赞扬五四政治运动中“直接行动”的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视作一场“革命运动”的萌芽和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产生。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文体的外在形式向规范化发展     

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像国民党这样的政治力量更是有意为之,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本文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