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回归时代澳门法律本地化之发展

后回归时代,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与回归前相比均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上述社会条件的良性发展对法律本地化的深化提出了现实需求.澳门法本地化之路已从“形式本地化”迈向“实质本地化”.现阶段法律本地化的发展,有必要在保留澳门法特色的基础上,从社会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深入的法律变革,重视本地化资源的建设,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本地法律文化的生成及发展.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澳门法的本地化将携现代化、国际化前行.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

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原始的道德观念自然地发挥作用,具有"原始法"的效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法律,但是由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与其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之间是互动的。     

正义价值再思考

发生在南京公交车站的"彭宇案"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基于法律精神的推断和社会对崇高道德的渴求在彭宇案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引发了"法律真实"的认定过程中和"公平责任"的适用过程中法的正义价值的体现问题。根据法的正义价值理论,法治首先体现为形式正义,也首先尊重形式正义。在彭宇案中,法律真实是符合形式正义的,也许它不能和此案的客观真实相吻合,但却在这个案件中代表了法的正义价值。而公平责任实际上承担着本应由社会保障承担的职能,随着社会保障的发展,公平责任存在的必要性必将日趋减弱,公平责任所体现的秩序价值将由社会保障来实现,而牺牲的正义价值应得以重现。     

试析法学家与法律转型的关系--以沈家本个人角色与晚清法律变革为例

正如美国社会法学派法学家庞德(R.Pound)所指出:“没有法学家,便没有法。”①在法律的常态发展中,法学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到了法律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学家的作用则更为重要。20世纪初,沈家本主持的晚清法律改革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可以印证法学家在法律转型中的重大影响,及法学家的作为与社会文化文明度、政治环境容忍的关系。沈家本会通中西的文化态度和执著坚韧的性格特征,对晚清法律转型的模式和程度产生了影响;沈家本刚柔相济、曲当合时的改革方法使他虽遭礼教派反对,却仍得以主持修律十年之久,并使一系列新型法律得以通过;清廷的修律决策为沈家本等人提供了政策的保护和抗争的依据;沈家本的偏颇与不足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亦有所体现。     

欧洲法律文明中的犹太因素

法律文明是欧洲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制度、思想等是欧洲人引以为豪的文明形式,对世界其他地区法律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它的发生和演进既与日耳曼因素有关,也与罗马、基督教因素有联。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和由于犹太人长期生活在欧洲,犹太因素也是欧洲法律文明发生与演进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欧洲法律文明的来源之一,如犹太法是教会法的基础和渊源,犹太法在习惯法中也留下了印迹;欧洲的法治理念、信仰法律的思想与犹太法律思想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近代以来,犹太人为近现代欧洲法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法的代际演进与国际法律差别待遇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上看,国际法与差别待遇一直同步变动。随着国际法发生深刻的代际演进:从共存法转型为合作法,再从共益性合作法发展为公益性合作法,差别待遇也发生相应的演变,即从有利于强势国家嬗变为有利于弱势国家,从而实现了价值回归。而国际环境法律差别待遇的兴起则标志着差别待遇与国际法的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社会变迁：法律变革与发展之源

法律源于社会,而社会因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制约之下永恒地变迁着,由此也导致了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地变革与发展,即法律变革与发展的重心在社会。同时,由于社会与法律构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统一体,使得法律变革与发展又会反推社会变迁,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特质,才能使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变革与发展。     

略论行业协会的法律调整

随着各类行业协会成立和发展,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调整。本文详细分析论证了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内外部关系以及法律对其进行调整的具体内容,并对立法的具体形式提出了有操作性的建议。     

农民权利缺失的理性思考——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缺位和法律恐惧

乡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渐加快,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引起了乡土社会中的农民的不适应和紧张.法律毫无疑问应当是弱者利益的保护者,然而,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农民的权利保障仍然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法治与法律拜物教——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法治观的批判

自由主义理论以拜物教的姿态对待法律和法治,从而未能揭示法的阶级性这一本质,也未能回答关于法的价值的问题。与法律拜物教相反,马克思将法律界定为取决于经济基础或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法律仅仅是国家的一个功能性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三个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法治,指出其背后持有一种典型的法律拜物教观念。通过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拆解、祛魅,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凸显了那些被人们所忽略或边缘化的政治、法律问题的重要性。尽管自由主义法治并未消亡,并且有可能成功转型为福利国家,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失败的。后者在今日所面对的任务,不是告别或转型,而是理论创新。     

基督教进入英国法律的路径

基督教精神是西方教会法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教会法是基督教律条在法律上的载体,其演变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密切相关。随着基督教进入英国,教会法开始渗透到英国世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教会与世俗社会权力二元制衡的格局。当教会法不再能直接以强制力的形式影响英国世俗法律时,其逐渐转化为英国衡平法中衡平、良心等思想,内化为英国法律的内在精神。     

西方法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以理性主义为基础 ,以法律正义论为主要理论内容的近代西方法哲学 ,把基于永恒不变的抽象的正义原则之上的自然法当作最高法 ,其理论特征表现为形而上学、二元分裂。 1 9世纪中叶 ,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相一致 ,西方法哲学也发生了从形而上学、思辨理性主义、绝对主义、二元分裂向反形而上学、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一元论的转型。作者认为 ,这一转型是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近代西方法哲学内在的理论缺陷直接相关的。而功利主义、实证主义法哲学和社会法学的崛起是这次转型的真正标志。在考察了西方法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原因及过程的基础上 ,作者指出了这一转型在理论上的积极成果 ,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要在法的实际操作(立法、执法、守法 )中实施和把握自然法与实在法、道德与法的统一。     

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述评

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是文化传统 ,其次是工人运动 ,再次是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社会保障法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促进法、社会补偿法和社会救济法。德国社会保障法的主要特点是 ,社会保险责任主体方面实行社会责任原则 ,由自治性社会组织———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社会保险事务 ,收支模式是现收现付制 ,筹资形式模式是收费制。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水平过高 ,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 ,财政和社会负担过重。德国社会保障法一直处于渐变中 ,主要是增加个人责任和自由     

中国传统“无讼”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无讼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道、法等流派相互影响,各自形成了对无讼的认识。无讼思想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并且其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无讼法律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防止法律万能主义和有助于保障社会顺利转型。     

功能主导型立法观的确立与作用——基于人权保护和公权力的限制

在当下中国转型时期,司法中对于"良法"的追求,实际上是在探寻如何完善立法的问题。形式主导型立法与功能主导型立法,两者在思想渊源、立法形式、认识论与价值论以及对后期法学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但受时代的影响,现代国家立法正发生着实用主义转型,基于人权保护和制约公权的需要,逐步从侧重完善法律形式转向兼顾法的适用功能,从单纯注重立法的形式规范性特征向注重立法的实质正义与社会需求转变。这种实用主义的立法思潮对中国的法治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立法对人权的保护、对民间法入法的重视以及立法方法论自身的发展。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个人、社会与法律——涂尔干的法社会学思想

作为一位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法律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围绕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整体论,从功能分析的视角,对犯罪、失范和越轨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并依据社会团结的不同形式,将法律分为压制型法和恢复型法;基于此种社会学思路,他还对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秩序的控制方式进行了阐述。     

论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在现代的存留及限度

传统与现代是中国法律形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本文侧重探讨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在现代存留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分析这种存留的时代限度 ,揭示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向现代法律形式转型的契机与动力 ,以达致对中国法律形式现代化可行性途径的探索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