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庄子·大宗师》篇的"真知"

《大宗师》篇的"真知"是"真人"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有"真人"才会有"真知"。"真人"与道同体,天人合一。"真知"也就是"知道"。要知道"道"乃是化生万物之根本,人的生死为"道"之所化,死生存亡本为一体,而"得道"则是一个不断剥离物欲的过程。要想获得"真知"必须打破对生死的迷执,必须摆脱仁义是非的束缚,还要经过"坐忘"的过程,最终达到"不知之知"的境界。"安命"是获得"真知"后的无奈的选择,但正是因为"命"对人的限制才促使人们不断对"道"进行追寻与探索。只有"道"才能引领人们找到心灵的安顿之所,才能找到真正的回家的路。     

歌唱艺术中情与气的功能性研究

"情"和"气"在传统唱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功能。情是"音"的本源,气是"声"的本源,音乐是"音"与"声"的统一,歌唱是"情"与"气"的统一。因此,处理好"情"与"气"的关系是决定歌唱艺术效果的关键所在。     

“宗经”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新探

作为《文心雕龙》总论的"枢纽"部分,必定有论及"文体"的篇目,那就是"宗经"篇。刘勰"宗经"主要"宗"的是五经之"体"。而每一经之"体"都包括"义"与"辞"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义"是内容要素,是"体"的内在结构;"辞"是形式要素,是"体"的外在结构。"宗"经之"体"主要偏重于"辞",而又不完全废弃于"义"。     

情范畴是正确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主流是"性善"论,对孟子"性善"论,前贤多从先验、天赋的维度来理解。但此类论证有一致命缺陷,是"一种推论"而非实际内容。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先秦儒家心性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情"受到关注。"情"是中国哲学、先秦儒家重要范畴之一,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性"就必须把"情"作为基点。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作为人之本然的"情"为善,率"情"而发,扩而充之,则"性"为善。"性善"之"性"由"情"所构,由"情"所生,这正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之处。     

流行词语“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和语用功能

"无所谓"本是一个古语词,源于战国时代,意谓"没有所说的"。此后大面积使用,凝固成了动词,意即"说(算)不上"或"不存在"。后传承至今,成了一个流行词语,作形容词用是其强势用法,是"不在意、满不在乎"的意思,具有单指、多指、任指、虚指、同指和偏指等语义指向。由其构成的句子有"单面"和"双面"两种用法,具有"评价"与选择、"淡化"与"自损"、"轻视"与凸显"话题焦点"等语用功能。动词"无所谓"是"谈不上、算不上"的意思,具有"否定"、"谦虚"和凸显对比焦点等语用功能。     

“名”以言“道”:老子“道体”的逻辑构建

"道"的本义无他,唯"名"而已。"名"的有无,构成了道的体系,"无名"以言道本,万物之始的状态;"有名"以言道功,万物由生的功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地涵盖了天地无极,万物皆在无名与有名间出入往复,而其中妙理,可见于"欲"字。"无名"即无私、无欲;"有名"即有私、有欲。"恒无欲"与"恒有欲"对应的主体非体道之人,而是"无名"与"有名"。观欲而知欲之所由,于无欲中体"无名"之妙,道法即在这个"欲"的有无中隐藏,因此为"众妙之门"。老子道义的确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而"名"的概念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关键。"名"非人为命名之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无名"、"有名"是贯穿老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元素,知"名"才知"道"。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僧肇的"不真空"义--兼谈"六家七宗"对"空"的理解

"空"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格义佛教"以"无"来解释"空",或认为"空"是"本无",或认为"空"是"色无",或认为"空"是"心无",总之是认为"空"只是"无",而与"有"无关。僧肇作《不真空论》,驳斥了"格义佛教"对"空"的这些错误理解,认为"空"是"色法"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有无间性","空"不简单地就是"无",而是由"有"和"无"共同构成的。因为构成"空"的"有"和"无"都是"不真"的,所以"空"也是"不真"的,是为"不真空"。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泛文学概念,它包括美文学和学术文章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文"的本义是"错画"、纹理,汉字都符合"错画"、纹理的特征,因而汉文字著作都可称"文"。正如清人章炳麟所概括:"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趁彰为准。"即衡量"文学"的特征是"文字",而不是"趁彰"——"文采"或"美"。与此相对照,西方"文学"更多地是指以"美"为特征的文字著作,或以"艺术"为特征的语言文字作品。这种"美"的"艺术"特征,或指"形象",或指"情感",或指"形式",或指"虚构"。中国古代文论诚然不乏对文学样式的"形象"、"情感"、"形式"、"虚构"等属性的分析,但从未把它们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必备特征来强调。     

论过失犯罪的立法沿革

最早见诸于史籍用于表述过失的术语是"眚"和"过"字。到奴隶社会,表述过失的用语出现了"不识"、"过失"和"遗忘"。到封建社会初期,又出现了"失"、"误"和"不知"。到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在法律中用于表述过失的用语更为丰富,计有"过失"、"失"、"误"、"亡失"、"误失"、"忘误"、"不觉"、"错"等。到了清末以后,则逐渐统一定型为"失"和"过失"。关于对过失犯罪的处罚,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确立了"宥过无大"的原则,到奴隶社会又确立了"一宥曰不识,二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的"三宥"制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惩罚过失犯罪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对涉及国家大事的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同等处罚;对危及皇室安全的过失犯罪,即使未造成严重后果,也要处以极刑;对于一般的过失犯罪,则比照故意犯罪减轻或免除处罚;因公过失犯罪的,如在事发前主动交代,予以赦免。到了清末以后,又逐步确立了"过失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和"对业务过失罪应较一般过失罪加重处罚"的制度。     

古代中国人关于事物本体的发现——“稽”字的哲学之旅

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在ουσια的讨论中发现了事物的本质一样,古代中国的哲人则在"稽"的讨论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春秋后期到战国末年,除了日常语义之外,"稽"字的内部渐渐地增加了一些哲学含义。《老子》有"稽式"一词,表示事物的存在样式。战国中期以后,"稽"的"考核""验证"等含义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当时形名法术的兴起有关。在《荀子》中,"稽"与"道"相合,又成为把握事物之度的活动。在与韩非同时代的《鹖冠子》一书中,又用来指代"道"在具体事物中的表现。于是就有了事物本体(本质)的含义。按训诂可知,"稽"与"至"、"止"、"积"、"纪"、"计"等字相通,有到达、停留、积滞、原则和考核等含义。在《韩非子.解老篇》中,韩非提出"定理"的观点,认为"理"乃事物的"形象"或"规矩",只有"理定",才可"计会"(考量)。"道"指事物的总体存在,若没有"理"的规定,没有留止的特征,就是不可知的。"道"只有和"理"统一起来,才会成为具体事物的本质。"稽"字所有的含义与韩非的这些观点相吻合,所以才被他用来指代"道""理"关系。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古希腊的ουσια(所谓"在者的在",即事物本体或本质)就具有"停留"、"模式"、"根据"、"当下"等含义,归根到底,他称之为"常住的在场"。韩非用"稽"字表示"道""理"关系,恰恰具有相同的含义。如果说古代中国也有某种类似在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么,韩非凭借着以"稽"为标志的理论创造活动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传统的杰出代表人物。     

论荀子的逻辑思想

荀子的"正名"论包含了丰富的逻辑思想。他反对"名家"那种纯粹的逻辑研究,主张"正名"是为了"明分",并强调"王"的"制名"权。他探讨了"名"的种类,并在坚持感觉的基础性作用下,提出了"制名"的四种方法。为了回归"王"所制定的"名",荀子认为儒者必须在"圣王没,名守慢"的时代以辩说来澄清谬论,从而驳斥那些"以名乱名"、"以实乱名"和"以名乱实"的诡辩。荀子的逻辑思想是先秦儒家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有其优势,也可能导致国民缺乏真正的"协商"意识和"科学"精神。     

感悟老庄之道:玉米与白菜

"道"是老庄思想的核心范畴,究竟何为"道",古今有诸多观点。本文试图用"玉米"和"白菜"类比识别老庄之"道"。天道观中,老子侧重"道"为宇宙万物本源,庄子凸现"道"的世界万物整体;致知论中,老子视"道"为追思存在,庄子悟"道"为自由世界体验。天道观、致知论,老子强调"道"不同于物,俨如"玉米",留给大家美好的期望;而庄子强调"道"不与物二致,俨如"白菜",叶子与白菜同为一体,不舍不弃。"玉米"与"白菜"的区别可能就是老庄"道"之差异。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科尔曼“绿色社会”的生态政治学维度

全球环境一直走不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怪圈,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及其权力的过分集中。基于此,科尔曼指出,以"参与型民主"取代"对立型民主",彰显"积极公民"的概念,乃是构建绿色社会的政治"基石"。科尔曼的生态政治学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原则"有相似之处,促进了环境政治学研究范式从"浅绿"向"深绿"的转换。然而,只想通过"绿色"的改良而非"红色"的变革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多少也让科尔曼的理论带有点儿"抽象的乌托邦主义"成分。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张载《正蒙》“太和所谓道”章疏解?

"太和所谓道"章为张载《正蒙》首章,亦是全书纲领。在诠释《周易》的基础上,张载使用"太和"、"道"、"感"、"性"、"生"、"几微"、"易简"、"乾坤"、"气"、"神"等概念,陈述了他对宇宙存在状态及其价值内蕴的理解。此章之难点尤在对"道"、"气"、"神"的理解上。后世注家或以"理"释道,或以"气"释道,前者不足以呈现道之活动义,后者不足以彰显道之超越义。本文通过全章细致疏解,指出此"道"实际涵括生化流行、本体超越与工夫指向三义,展现出张载既为客观天地立基又为主体实践指向的努力。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当”的本义与“当”类词语释义问题——兼论本义本位释义法

所谓"当"类词语,可以指包括"当"在内的以"当"为词法或句法成分的一类词语。"当"使"当"类词语成为一定规模的词语系统,并造成系统内部相当复杂的词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恰当认识"当"的本义,对解释包括"当"在内的"当"类词语的意义,具有关键作用。事实上,对"当"及"当"类词语意义的解释,的确存在禁不起推敲的地方,影响对此类词语的学习、掌握、运用。通过恰当认识"当"的本义,有助于解决"当"类词语中存在的释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