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义务的两个层次

道德义务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它包括他律性的道德义务和自律性的道德义务两个层次。前者属较低的层次,它要求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履行一些基本的道德义务;后者属较高的层次,它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应该努力向尊崇义务心的目标迈进。无论是哪一层次的道德义务在现实社会中都很重要。因此,我们应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两方面培养道德义务心,这是保证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     

超法规不作为犯的构成--对先行行为和道德要求形成的作为义务的分析

先行行为和道德义务成立不作为犯有着共同的伦理基础.先行行为所导致的危险是作为的前提条件,而道德义务的成立也必须有足够的危险存在,以致作为的必要,二者都要求作为义务的形成与作为义务人有着必要的内在联系.在当今中国,道德义务的成立有着现实可能性和时代的需要,但它成立的条件与法律有规定的作为义务不同,和先行行为不作为犯构成一样,它必须与当时危险的现实性、紧迫性和作为义务者对危险的排他性支配力等限定性条件相结合,形成严密的构成体系.     

教师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

明晰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从"职业教师"向"专业教师"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教师道德从"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从教师劳动的专业特点出发,教师应当享有获得尊重、获得人格尊严保障、获得教学话语表达、获得荣誉和公正评价等道德权利;同时,教师除了履行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普通公民的道德义务之外,还应当主动地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自觉地尊重受教育者的发展主体性,不断加强道德自律,增强"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专业道德义务感。     

论党内法规义务、道德义务、法律义务之间的辩证关系——基于社会主义道德义务连续性的逻辑展开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有机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党内法规、道德、法律都要通过对行为主体设定义务来达到对主体行为的规范。科学认识党内法规义务、道德义务、法律义务三者之间在范围上、在层次上的逻辑关系,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协调,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学研究的道德性和研究者的道德义务

在政治学研究活动中,研究的动机、课题的设计规划、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及资料的运用和成果的处理等方面都具有道德性。虽然不同的伦理学派对研究者是否要对研究中出现的不道德现象承担道德责任存在争议,但是从政治学研究的性质上来衡量,研究者必须尽量避免不当行为,必须履行研究的道德义务。     

“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逻辑理路和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两个结合”蕴含着“理论—实践”与“理论—文化”二维双向改造、相得益彰的科学内涵,体现了严谨的逻辑理路和明晰的实践要求,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力。准确理解和坚定贯彻“两个结合”,对于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于科学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跃升,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两个确立”的本质意蕴、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

确立领导核心地位与确立指导思想地位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集中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新时代坚持“两个确立”,要胸怀“两个大局”,自觉做到“两个维护”;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要聚焦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全面落实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论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几个要求

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和要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人性化发展要求、规范化发展要求、阶段性发展要求、主体性发展要求。人性化发展要求关键在于确认其道德生成和发展的个性与差异性;规范性发展要求关键在于确认其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阶段性发展要求关键在于确认其道德发展的相对性;主体性发展要求关键在于一定程度上确认其道德发展的主动权。     

试论我国现当代社会中个体道德实践的选择性行善

在我国现当代社会中,选择性行善因受传统道德观念与道德心理的影响而受到质疑和排斥。选择性行善乃是现当代社会深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当代社会基本理念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之自由理念的要求。接受、赞同与支持选择性行善,既是对每一个体道德自由的切实尊重与落实,也有利于个体道德个性的发挥、个体道德的成长发展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全面性。     

论“两个维护”的逻辑依据、价值意蕴及实践要求

“两个维护”是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从党的伟大实践中淬炼出来的宝贵经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有力保障。在中国共产党奔赴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上,深刻把握“两个维护”形成的逻辑依据、肯定其存在的时代价值,探索新时代做好“两个维护”发展的时代要求,对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实现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囚徒悖论”：道德的合理性和国民的道德教育

通过对决策理论中“囚徒悖论”问题的考查 ,找出道德合理性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 ,除了法制和制度性建设外 ,我们同时也需要进行内容合理的、有效的道德教育 ,以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素养。反过来 ,全体国民的道德素养也会为道德观念的合理性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道德学的净化——从康德学说论道德学的义务论本质

康德从两个方面对道德学的净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区分了道德学与政治学并使后者服从于前者,从而使道德学与政治学等通常所说的社会学科划清了界限以保持其学科独立性。其次是通过对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批判净化了行为的动机,澄明了道德学的义务论本质。作为一门纯净而神圣学问的道德学的目的和特征决不能从“利益”而只能从形而上学的高度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实践运用提供先验的“道德律”,只有动机是出于敬重道德律的意志自律的道德义务论才是真理,也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道德学的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和神圣性,才不至于沦为功利主义和政治学的附庸。     

习近平关于“三个务必”重要论述的依据、要义和实践要求

“三个务必”是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应对“新的赶考之路”挑战的现实要求,也是“两个务必”守正创新的表现形式,具有深层次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追求,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两个务必”的高度凝练,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夺取新胜利的必然要求,牢记“三个务必”需要深刻领悟“三个务必”的基本要义,把握好三个“务必”之间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弘扬“三个务必”,共产党人需要遵循加强“三个务必”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增强党的斗争本领、推进党的建设工程等四个方面的实践要求,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论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通过对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制度的研究,发现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都有着较大的分歧。首先,由于立法部门没有明确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具体内涵,即没有进一步规定保险人履行该义务的范围、方式和标准;其次,相关的权力机关对此做出不同的解释,最终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能得到正确理解与运用。针对以上情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制度。首先,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制;其次,司法机关在平衡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民商法倡导的保护弱者利益,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知情权的同时,应公平合理地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入世”后我国享受的基本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享有的基本权利 :(1 )能使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及知识产权在 1 35个成员中享受无条件、多边、永久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国民待遇 ;(2 )使我国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享受普惠待遇 ;(3)享受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大多数优惠或过渡期安排 ;(4)享受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放或扩大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的利益 ;(5)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 ,营造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 ;(6)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活动获得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权 ;(7)享受世贸组织成员利用各项规则、采取例…     

从总体义务到开放道德——论柏格森的道德哲学

柏格森在其晚年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道德哲学.在柏格森看来,以往的各种道德哲学流派,都试图从某种原则出发推导出各种道德规范.然而柏格森认为道德是社会现象,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每个社会群体都会自发地形成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的总和被称作总体义务.柏格森将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视为一种封闭社会,将其形成的道德视为一种封闭道德.柏格森认为,还存在一种超越自然形成的家庭、社会、国家的泛及全人类的道德,这种道德只能通过某些英雄人物的人格和行动创造出来,从而形成开放道德和开放社会.封闭道德和开放道德出自人类的两种不同的情感,二者最终都可以回溯到作为一切道德之源和万物之源的生命冲力.     

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其评价——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

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阐明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从康德的原著中直接把握到的基本线索;从试图应对现代性问题出发,借助对"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的阐明,康德建构了一套关涉"目的论"和"自由"的道德学说;这一学说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但也有其基本的理论限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则为我们认清这一限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也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建构合理的新的生活方式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父子相隐”重新解读及法律启示——评亲属作证义务豁免的法理根据

《论语》＂父子相隐＂所讨论的仅仅是父子之间互不告发攘羊的问题,其隐含的最多只是＂近亲属之间互不主动告发一般犯罪行为符合情理＂的规范,而非＂特定亲属可以不向合法官方机构提供近亲属任何（严重）犯罪行为的证据＂,所以不能简单将其作为＂特定亲属作证义务豁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思想渊源和法理根据。     

房屋买卖合同中附随义务的认定及违约责任探析——以“凶宅”买卖为例

明确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正确解决彼此之间合同纠纷的前提,而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附随义务由于没有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是由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引申出来的义务,所以认定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要正确处理"凶宅"买卖纠纷,取决于对房屋买卖合同中附随义务的正确认定。     

“两难道德困境”解读——从康德义务论的视角

两难道德困境作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难题,讲述的是行为主体在选择是否对行为对象实施某一行为前所处的道德困境。不少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基本上都用功利主义的办法来解答此问题,把行为的原因归于外在利益和社会习俗,而康德的义务论却从内在的动机、行为本身的价值来决定是否行为,认为义务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从此角度来解读两难道德困境将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