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林琴南关于《技击余闻补》的一段公案辩正

林琴南发表武侠题材文言短篇系列小说《技击余闻》后,钱基博仿其体例,撰写《技击余闻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钱基博仿写有"文人争名"之嫌,文章认为钱主观上是"逞强好胜",客观上"补其阙略",钱林之争反映了古代文人固执性格的趋同与对立。     

关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生平的一组史料之考论

在作者近年进行的《无锡时期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课题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不少有关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在无锡时期活动史迹的材料。本文即是对其中一组史料的考论。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     

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家的思考——以钱基博、钱基厚为例

无锡人钱基博、钱基厚是一对孪生兄弟,钱基博传道授业,著述等身;钱基厚服务桑梓,从政地方.在其盛年他们在各自领域里都成就斐然好评如潮.尤其是钱基厚,"因为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无锡的岗位,所以无锡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钱孙卿先生的".然而当今两人的知名度却有着天壤之异,这种反差值得解读和思考.本文通过两兄弟人生之路的梳理,期望学界对地方政治家有新的认识与评价.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可变与可法:"钱基博、李详之争"与桐城派批判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持反桐城派立场,钱基博主张拓宽桐城义法,他们代表着从晚清到民初为"文白之争"所掩盖的古文内部分歧.不过,这场论争也达成了关键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林纾之文不属于"桐城嗣法".这为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李详之文的材...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钱仲联主编《历代别集序跋综录》出版

国学大师、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生前领衔主编,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研究项目——《历代别集序跋综录》,年前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钱仲联先生援引著名文学家钱基博语:读古书应先读序跋,盖可先理解作品之内容、著书之宗旨,以及当世及后代对作品、作家之评价。别集     

钱基博文史教育述论

钱基博是我国现代国学大家,毕生从事大学文史教育,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德能双修的优秀人才,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文化遗产,而且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仍然值得当代殊为困境的文史教育借鉴。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     

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典型——论《史记》中的项羽形象

项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项羽形象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体现着社会人生的本质,他是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典型。透过项羽的文本层面,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身上饱含着作家的深情,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观照,项羽是戴有“人格面具”的人物。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北山先生何基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路径

何基的学术思想在于“严守师说”,即严守朱熹天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其学术路径主要在于苦读“四书”,并博采众长、吸收众说而融会贯通。何基吸收了张载的“理”“气”说的合理成分,用“格物致知”方法作“形上”“形下”的分析,并继承了孟子、程颐、程颢的思想观点,融会贯通构建了自己的“理”之本体论。同时,何基继承朱熹哲思与诗思兼融的学术路径,并对弟子王柏进行了学术路径的传授。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狂者嵇康与狷者陶潜的悲剧比较

同处王朝易祚之际,狂者嵇康刚直峻烈、肆志纵心,终为残暴的司马氏所不容,慷慨赴义；狷者陶潜则毅然归隐、高蹈独善,于穷巷墟烟间饮酒赏菊,看似旷达超迈,但内心亦难摆脱深重的苦闷.嵇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屈子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一脉相承；陶则知其不可而不为,于庄子逍遥出世的形式下恪守儒家善道.